悲喜交错景情真 理趣横生构思巧——苏轼《蝶恋花》赏读辨误

苏轼在《蝶恋花》一词中,表达了伤春复喜夏的双重审美感受,而非单一的伤春之情。王朝云及今人对＂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解读已与苏轼原本欲达之意相去甚远。为前人指摘的＂笔走＂、＂手滑＂之憾,实乃该词奇情四溢之关捩。     

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苏轼诗画创作中的体现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十分精当地指出了王维诗歌有画意、绘画有诗情的特征。在过去,人们大多是从王维的诗与画的角度来分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本文试从苏轼的诗与画的创作入手,来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苏轼诗画中的具体体现,这也指明了苏轼的诗画创作遵循了诗画一律的原则。     

苏轼书学君子小人评骘观郄视

苏轼书学总结性地运用伦理评价方法及思辨思维,确立了一套君子小人评骘体系。它以苏轼哲学对人格修养的高度重视为思想基础,以苏轼由＂臣＂到＂人＂的思想转变为嬗变契机,并以笔墨之＂趣＂的提出为标志,真正走向了审美领域。     

元好问诗论中的“苏学”理路

元好问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随物赋形＂这一理论话语,而且与苏轼整体的诗学思路趋于一致,都主张＂无意而发＂,在＂致道＂、＂神遇＂的境界中,入于大道自然。元好问诗学中潜藏着＂苏学＂因素,甚至是苏学的思想体系。《东坡易传》中世界无心而成的自然观和以无心为理想的伦理观贯穿于苏轼的诗学中;元好问提出＂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其所谓＂诚＂类似于苏轼的圣人应物之心,同样不执著于心本体,而以顺应自然为归。＂程学盛南苏学北＂是学术交锋的结果,元好问自觉地将理论的矛头指向了程学,在针砭程学的同时表现为对苏学的承接。     

论苏轼词中的丈夫柔情

在中国词史上苏轼被认为是极具开创性的一位。从词体风格而言,前人或认为其词＂开启豪放派＂,或认为其＂词极超旷＂;故而苏轼其人也常被人看成＂豪士＂或＂达人＂。然而,阅读苏词,我们还可以发现他是一位满怀柔情的丈夫。在他的词中充满了对故土家园,对妻子、弟弟以及朋友的浓浓之情。     

也谈苏轼的幸与不幸

苏轼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立足于政治文化视野,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苏轼是幸运的：他不仅是＂科举社会＂的成功者,而且是求仁得仁的党锢清流。至于其不幸,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一个样本：士大夫之被贬谪,不是自苏轼始,也不是至苏轼终;就士大夫受处罚的程度而言,苏轼既非空前,更非绝后。因此,不宜诉诸道德主义情绪将其放大。     

苏轼“以文为四六”与北宋中后期的骈散共存

苏轼在文章改革上,采取的是＂以四六为文＂、＂以文为四六＂的办法,将四六对句运用于散行之文中,在古文创作中融入用典,把＂道＂与四六联系在一起,解决了四六内容的贫乏。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文章已经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特色,即章奏表启类作品多用四六,其他文章多用散体,实现了骈散共存。     

逍遥齐物追庄周——试论苏词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在苏轼的词作中,无论是他的归隐词、写自然之词还是记梦词,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对道家思想的继承是与宋代的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当时的审美风尚以及苏轼自身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苏轼在崇＂道＂的过程中,能够加入自己的发挥理解,对其辩证地接受,并进行超越,形成自己独特的乐观旷达的人生观。     

关于苏轼对司马迁的评价问题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态度,与他的治学方法、政治立场和人生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从史学角度评价司马迁,苏轼多持批评态度,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苏轼＂不好＂《史记》,似有一定道理,然从文学角度看,苏轼给予司马迁最高评价,说他＂不好＂《史记》,是难以成立的。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论《庄子》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

《庄子》一书对苏轼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人格境界上,苏轼接受了庄子齐一万物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形成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在创作观上,苏轼受庄子＂物化＂＂忘我＂思想境界的影响,形成＂虚静＂＂忘我＂的创作观。在审美追求上,苏轼接受庄子无待、天游的和与自然同一的思想,他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的追求。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从《贾谊论》看苏轼之“善处穷”

苏轼在《贾谊论》中表达的＂善处穷＂思想,主要来自于父亲苏洵的影响和自身的人生经历。尽管苏轼作《贾谊论》时才二十四岁,但其豁达的＂善处穷＂思想并非纸上谈兵。苏轼一生宦海浮沉的经历处处可见其＂善处穷＂。     

论苏轼词中的庄禅思想——以《定风波》为例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政治上虽失意,诗词创作却达到高峰。《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即是苏轼贬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词可以看作一次心灵的体认,是心灵在精神家园的复归。同时,融入庄子＂圣人＂、＂神人＂＂、至人＂的人生境界,以及禅宗＂任运自在＂的思想,使这首词超越了一般的即景之作,而具有了深沉的哲思。     

孔颜乐处：苏轼在黄州休闲审美心态研究

先阐述儒家＂孔颜乐处＂这一哲学命题的休闲审美蕴含,然后再通过苏轼对孔颜乐处的接受,并结合黄州时期苏轼的生活经历,最终说明苏轼是以＂孔颜乐处＂的精神来超越其在黄州贬谪生活的艰难处境,并表现为一种休闲审美的生活。     

从词中议论透视以文为词的文体学价值——以苏轼词为例分析

苏轼＂以议论为诗＂与其＂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一同构成了苏诗议论化的特色,进而体现了宋人尚理趣的主体创作风格。苏诗如此,词亦不例外,这就是苏轼＂以文为词＂的突出表现——于词中议论说理,触处即发,咏史言志。词中议论是在形象思维之抒情机体上纳入的深层理性意蕴,具体到苏词而言,则在议论位置、引发议论的背景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独具特色,从而构成了＂以文为词＂的最突出表现形式。     

读写结合,让学生快乐习作

身为一名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学生兴趣不高,习作不具体。该怎么引导呢？有人曾带着同样的困惑向苏轼请教作文之道,苏轼回答：＂无他术,唯勤奋读书而为之。＂鲁迅说：＂文章应该怎么做,我说不出来,因为我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多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从这些文坛名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知道,读写结合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     

一样醉酒两样情——苏轼《临江仙》和辛弃疾《西江月》辩读

苏轼＂醉酒＂借用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以排遣因仕途不顺而积聚在胸的愤懑;辛弃疾的＂醉酒＂里分明有无法实现＂看试手,补天裂＂的苦闷,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两首词艺术追求不同,反映的作品主体的个性特征也不同。     

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

苏轼的秘书生涯以及文字在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发挥的作用,使他成为一位＂名人秘书＂。他卓越的写作能力和写作精神,对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讲,都具有指导意义。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解读古代文人苏轼,也有助于对苏轼进行全新的诠释。     

苏轼文艺思想中的“虚静”

＂虚静＂在创作过程中对创作主体有重要意义,历代学者对此都有自己不同的阐释,苏轼作为集书画、诗歌、散文创作所长于一身的大家,对＂虚静＂有自己的理解。探讨苏轼文艺思想中的＂虚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