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

傅衣凌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他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索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实践中，他特别注重挖掘民间文献，进行田野调查；在学术取向上，他极力超越传统的学术，不满足于厘清经济制度与官经济，也不止步于阐述社会的经济形态，而是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方面与学界推崇的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西蒙的管理哲学理论有颇多切合之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提升。     

傅衣凌1960年代前的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趋向

早在19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就开风气之先,开创了以民间文献证史的学术研究理路,其学科整合的方法、区域史视域的展开等,均走在了国际学术潮流的前沿,其异于常人的学术洞察力和学术上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令人仰望,引领出了以厦门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影响深远。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

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创立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独特的个性,表现在广辟社会史新的史料来源,凡土地契约文书、家谱族规、私人帐簿、书信、字书、辞书、碑刻、方言书乃至遗存的社会习俗等都加以留心,以补充正史史料的局限,从而对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阶级关系和传统社会变迁的新旧因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傅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取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体现了整体史的学术视野,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     

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干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表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至清代章学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沉的思考。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史学批评与社会环境

史学批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史学批评会与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观点的分歧混淆在一起,形成非学术的史学批评。学术性的史学批评,就是史学领域中重要的内容史学评论,它是史学成果的一部分,可以代代相传,成为史学史中的重要内容;而非学术的批评,如媒体的评论、群众性的讨论可以形成大批判运动,可以在某一时期形成潮流,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也就烟消云散了。     

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是世界两大独立发展的支脉,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和优缺点,台湾学者杜维运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的研究,通过论述《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做到客观评价,相互比较,相互借鉴。     

邓小平与中国史学

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伟大旗帜,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史学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对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的历史观、史学理论、治史原则和方法的剖析,可以推动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     

中国史学的社会功能观

中国的古代史学,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功能观,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殷鉴功能根深蒂固;中国史学,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功能;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发展主流。     

夷陵之战二题

夷陵之战是三国初年影响深远的一场战争.此战刘备损失惨重,但尚保留了后阵十余营及前锋向宠部等,利用夜色突围而去,并没有全军覆灭.陆逊之所以获胜,与吴国在夺取荆州的过程中及夺取后,采取了安定民生、收罗民心、竭力笼络荆州地主阶级、大力镇压荆州少数民族和积极备战等一系列措施密不可分,这才是吴胜蜀败的根本原因.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辞”“、赋”在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前者指假物取类、长于修饰的文饰之语,后者指“不歌而诵”或“不歌而诵”的诗“。辞赋”的得名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了解“辞”“、赋”的特殊涵义,对扬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就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     

楚雄与中国第一福塔

中国第一福塔是楚雄的文化标志,荟萃了中国古塔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体态个性,表现出多姿多彩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宜昌市夷陵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

宜昌市夷陵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动着宜昌市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结合夷陵区基本情况,分析了夷陵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背景、现状、开发潜力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夷陵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融入三峡"、"大旅游开发"、"生态发展"等三大战略和"以市场为向导的大旅游开发"、"整体空间生态格局优化"、"整体空间文化格局优化"等三大理念,探讨了夷陵区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对策.     

三国夷陵之战后“备升马鞍山”的地理位置考

对三国时期蜀汉刘备“亭”战败后率部向“马鞍山”退逃的历史,由于《三国志》仅记载了“备升马鞍山”而未说明具体地点,给后来的史学者留下了种种猜测的话题。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鞍山”在江北夷陵(今宜昌市)西北方向,但梳理有关文献史籍以及一些地方志书资料,再结合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情况,我们发现不仅“马鞍山”的位置不在江北,而且当时吴、蜀双方作战的主战场也不在江北,马鞍山实际位于江南长阳县东部,吴蜀双方的主战场也在江南宜都西部与长阳东部交界地带。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国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史学“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提倡的进化史观。尤其是它提倡把自然科学引入史学的观点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鲁滨逊史学跨学科思想述论

本文概述了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在 2 0世纪初所提出的史学跨学科思想 ,即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 ,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 ,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历史研究日益深化 ;指出鲁滨逊所提出的史学跨学科思想符合现代科学精神。     

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

傅玄、傅咸父子咏物赋数量宏富,其题材的开拓创新,对晋代咏物赋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傅玄重体物,傅咸重写志,二人均追求篇制短小、结构简单、语词简约的特点,在小赋发展史上有着推波助澜之功。父子二人注重赋序的写作,在赋序发展史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傅玄的赋作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有世俗化倾向,富于文采神韵。傅咸则偏重抒发士大夫情志,富于情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