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朝、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有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采取封闭自守政策，从而刀碍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     

浅析永乐朝发展朝贡贸易的措施及其弊端

明代永乐朝是朝贡贸易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将朝贡贸易推向顶峰。明成祖大力发展朝贡贸易,采取了遣使四出招徕朝贡、对贡使厚重赏赐及多方优待等措施,达到了“怀柔远人”、巩固统治的目的,但也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亏损,财富大量外流,加剧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矛盾。朝贡贸易暴露的种种弊端给此后近百年的惨淡经营埋下了伏笔。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消极影响

宋元时期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印度以东水域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海商主导。海外华人已有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中国海外殖民事业进入了贸易和移民并行和互动阶段。但是郑和下西洋后,情况发生根本转变。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进行的朝贡贸易使中国海外私商贸易无利可图。朝贡贸易贯彻“厚往薄来”原则,使原来与华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国纷纷加入朝贡行列。各国使臣商人不但能搭乘郑和舰队携带货物到中国,省却运费和漫长旅途中的浩大花费,而且能从朝廷馈赠中获得暴利。郑和舰队携带的中国货物数量足以满足海外各地对中国货物的需…     

郑和下西洋与琉球海上贸易

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是中国，也是亚洲海上交通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福州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造船基地和后勤基地，同时也是琉球王国向明朝进贡和岫封使臣出使琉球的主要门户，本文以此为线索，结合具体史实探讨郑和下西洋与琉球海上贸易的密切关系。     

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时期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朝洪武年间，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从开海到禁海的变化。在严格的朝贡贸易体制下，中国和外国私商突破了贸易禁令，使洪武时期的对外贸易得到了一定发展。     

试论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

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源远流长，明前期，在“海禁”政策和统治“薄来厚往”思想的影响下，朝贡贸易成为两地丝贸的主流形式。私人贸易虽有所发展，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如前代。随着两地贸易的发展，中国丝绸在东南亚的行销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一直保持着出口优势。     

郑和开创的事业为何没能坚持下去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的伟大创举，但他所开创的事业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呢？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垄断的朝贡贸易主要是围绕“宣德化”、“杨国威”、“柔远人”、“示富”等政治目的进行的，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是明王朝一贯推行的海禁政策。     

再论郑和下西洋

明代皇帝派郑和下西洋主要出于政治因素,而非发展经贸;不但不可能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反而劳民伤财,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从航海史的意义上看,郑和下西洋走的基本上是过去的老路,没有开辟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航线。郑和下西洋向世界展示了明王朝“我是老大…‘我家最阔”的排场,但这种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的超豪华演出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之推动力

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不是寻找建文帝。也非炫耀国威。前期主要目的是通过“金钱”和“大棒”并用的政策来获得海外各国的“外交承认”。后期是郑和及其使团人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主动要求下西洋。朱棣是前期下西洋的推动力。后期这一主要推动力就变为郑和了。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关于历史课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学历史课本中“郑和下西洋”为例

现行高中中国古代史课本第六章第六节《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重点是介绍郑和下西洋及中俄雅克萨之战的历史。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教科书写道：“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满足统治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要，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说到下西洋的情节与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     

“御夷狄”与“通财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政策取向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明初禁海法令——财政危机下的艰难抉择

明代所谓“闭关锁国”“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法令背后并非由于“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文化思想封闭等原因,而是由于明代财政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的财政危机;禁海政策并非贯穿明朝始终,而是随着不同的经济动因变化而呈现不同面貌,其根源都在于明代财政制度所存在的天然缺陷;明初期的禁海政策只是为朝贡贸易作保障的临时性立法,其目的是弥补和挽救明初便面临崩溃的窘迫财政状况。     

明清之际中日贸易分析

在17世纪前后,由于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从而逐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此时期的中日海外贸易是极其重要的国际贸易.但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日的丝铜贸易额偏大,这样一来,使日本大量的白银进入中国市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政策方面来分析,自明朝和日本取消朝贡关系以后,二者就没有建立官方往来,但是,在进入清朝以后,日本也不再朝贡体系范围内.所以,中日贸易是保持中日交往关系的唯一通道,因此,中日贸易的意义非常重要.本文主要对明确之际中日贸易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意义、贸易政策、贸易渠道、对中日贸易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宋朝与交趾的朝贡贸易

宋朝建立不久,交趾也获得独立。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需要,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变化。朝贡贸易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泰国华人政策研究(1644-1840)

在清朝前期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背景下,中泰之间频繁的朝贡贸易和中泰大米贸易为华人移居泰国和往返中泰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泰贸易,清政府对中国人移居泰国和华人参与中泰贸易网开一面。中泰贸易衰落后,清廷开始禁止华人为泰国服务并严格限制华人出入国。清廷的泰国华人政策本质上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保持一致。     

中国古代史发散性思维举例

一、郑和下西洋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明朝政府的一次主动外交,比欧洲开辟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其规模、航海次数、船队规模和数量以及船员配备等等,都是西欧所望尘莫及的;另一方面,远航并非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而侧重于政治方面的目的,旨在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加强与海外联系。     

略论明清中国与苏禄的关系嬗变及异同

明初,由于明朝延实行了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的直接推动下,苏禄与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虽然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维系时间不长,但中国与苏禄的友好交往由此拉开了序幕。清代,中国安定下来,同时苏禄因外患积极寻求海外各国的支持,主动与中国建立起了朝贡关系。明清两代中国与苏禄的关系都是在中国强大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官方正式朝贡关系维系时间都很短,然而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贸易都是中国与苏禄的重要交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