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怪小说“狐精”故事中的变形母题研究

狐的变形源于古人对狐生物特征的想象,后来又受到“物老成精”观念的影响,使狐的变形更加自由。在唐志怪小说中,佛、道敷衍大量的狐幻化祟人的故事互相诋毁,使狐的变形母题愈加丰富。同时,狐的变形母题和“人犯禁忌”母题结合,表现出禁忌主题。     

道教对唐志怪变形母题的影响

唐代志怪小说中,变形母题异常丰富,它的形成有其远源的历史文化原因。它既继承了以往的变形母题,与神话和六朝志怪中的变形母题一脉相承。又是唐代“始有意为小说”,作家有意加工、创作的结果。另外,在唐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道、佛宗教对唐志怪影响很大。本文将从道教的视角讨论其对唐志怪变形母题的影响。     

宗璞小说中“变形”母题的中西文化探源

宗璞有关＂变形＂的小说是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宗璞的＂变形＂母题的小说呈现出了自我的特质,＂变形＂仅为一种叙事的策略,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建构起了宗璞小说的价值意义。本文试从西方文化影响下＂变形＂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中国文化影响下＂变形＂价值建构的生成,这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审视宗璞小说中＂变形＂母题。     

神话对志怪小说变形母题的影响

自魏晋,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志怪作家加工、创作,变形母题丰富多彩,成为构建许多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母题。变形母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神话故事,特别是图腾化身和神体变形神话,是志怪小说变形母题的滥觞,其既确立了变形的结构模式和情节范例,又提供了变形观念上的依据。本文拟从神话视角讨论志怪小说变形母题的源流。     

越南“神蛙丈夫”型故事母题研究

“神蛙丈夫”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文章对18篇越南“神蛙丈夫”故事异文进行研究,探讨其母题设置、发展情节,以展现故事特点。故事由奇生异貌、难题考验、解除魔力、复活与惩罚、宝物与帮助者、登位等母题构成,以超人间现实的异类婚恋形式表达越南初民对生活的认知和反映。     

中国现代文学变形母题初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些以变形为母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变形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人性被压抑、欲望难以满足、生存现实与生活理想相矛盾,从而走向心理扭曲、变态。文章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变形母题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类变形现象的特点,从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性格两方面追溯变形人物发生变形的原因,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形母题的文学意义。     

维吾尔族民问故事中的“末子母题”

本文从历史，宗教，文化，心理学角度在民间故事中的末子母题跟维吾尔族家挺结构，信仰，心理的关系进行了谈论。     

各民族“家庭变故”型发迹变泰故事母题研究

中国各民族文学中,“发迹变泰”故事作为一种故事主题,其故事情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流传很广。本文从分类学的角度,对“发迹变泰”故事进行分类,对其中最为突出的“家庭变故”型发迹变泰故事母题进行分析,并对母题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澳华作家心水小说中的“中华文化母题”

由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心水(黄玉液)在创作中极力保存着母族的声音,表现出对中华文化母题的继承与变奏。其小说集《比翼鸟》建构了以三个中华文化母题为一体的叙说体系——围城母题、因果母题和圆缺母题,并从婚姻困境、社会困境和自身困境这三个角度来叩问"围城"所凸显的生存状态的悖谬;在道德规约和江湖概念的"因果"逻辑中进行福祸的叙述;对幸福的封杀和对侠气的消解中流动着"圆缺"的悲剧意识。这三个中华文化母题作为一个整体彼此牵制地负载着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     

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比武斗智”母题

侠义公案小说作为一种娱乐大众的小说题材,其创作者非常重视故事情节的编撰和布局.但在阅读这类小说的某些情节关目时总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以《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就有大量的雷同化情节.本文借助叙事学、主题学中“母题”这一概念,对这类小说中的“比武斗智”母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求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类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探究.     

论唐人小说中的科名前定思想

唐人小说中的宿命主题,体现了唐人无所不在的命运前定思想。唐代社会,随着科举制的出现,门阀制度被打破,科举一时大兴,伴随着社会风尚、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唐代士人的情绪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人小说中所反映的科名前定思想,体现了唐代士人对功名富贵、个人命运的关注;对宠辱得失、荣枯沉浮的迷惘;对坎坷人生的不平、痛惜;是感伤、无奈、得意、困惑、愤慨、自慰情绪的发泄。     

论诗与唐代小说抒情特性的形成

唐代小说不同于唐前古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浓郁的抒情特性,这一抒情特性的形成离不开唐代诗歌的影响。一方面,小说作家像诗人一样强调“情”,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情”事如爱情、文人情怀等,使小说成为了唐人情感的又一载体。他们以“诗”为小说的抒情手段,以“情”为小说的结构方式,以悲剧为小说之结局。另一方面,唐代小说家又有着抒情意识的自觉,他们怀抱着对真、善、美的热烈憧憬和追求,爱憎分明、正义盈胸,在小说中大胆地表达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判断。这一切都使“情”在小说中勃发着生机,使唐人小说获得了动摇人心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论文言小说在唐代发生的飞跃和变化

我国的文言小说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和演变，至唐代产生了传奇小说，从而使文言小说发生了质的飞跃和根本性的变化。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一)小说观念和创作宗旨的更新：(二)描写对象和题材内容的转变；(三)小说艺术的继承、拓展与突破。这些飞跃和变化说明，以传奇为代表的唐代文言小说已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特征，文言小说在唐代进入了成熟和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据此也说明，前人对唐代传奇小说的高度评价是中肯的。     

论唐代“定命小说”之兴起

唐前定命观念的演变和定命故事的出现为唐代定命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唐士人的命运遭际催生了大量定命故事,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出于功利目的,将当时流传的定命故事搜集整理、再创造,“定命小说”因之兴起。     

唐五代小说中的掘墓现象

唐五代小说中各种情形的掘墓现象非常多见,而其所涉及的一系列由盗墓取财、改葬和合葬、获罪新棺、误葬活人以及其他一些产生诸如此类掘墓现象的原因都与其当时存在的社会风俗、历史现实息息相关。唐五代小说中所记述的掘墓现象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丧葬习俗。如改葬、合葬等风俗已经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以及人们对墓地选择的重视和对棺墓敬重的社会心理;小说中也记载了一些为世人所认可的掘墓现象,如在官司中若需要开棺验尸等。唐五代小说中所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唐代金银工艺对宋代金银器的影响

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为辽、宋所代。宋代金银器,由于民间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器体变得轻薄,器形及纹饰趋于简略、写实,已经远不及唐代金银器的华丽,但从工艺、器形和纹饰方面,仍能体现出唐对其的深远影响。     

从爱情小说看中唐士人价值观的转化

中唐小说由神怪逐渐转向现实生活,婚恋题材传奇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与六朝小说相比,中唐小说更注重人物心理、外貌的描写,思想含量更加丰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唐士人在女色与事业、道德与艳遇间的价值选择,也鲜明展现了爱情在士子们生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还能窥见中唐社会潜藏的某些文化信息,如知识拥有者的骄傲,对经济利益的大胆追求等。爱情小说是反映中唐士人价值观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唐小说中狐之悲剧命运新探

狐意象自进入文学视野以来,一直是为人们所喜爱、所敬畏的。然自有唐一代,狐之形象却发生重大转变。究其原因,则为唐人对“胡”存在偏见,因“狐”与“胡”有诸多相通之处,则借“狐”以表现,这与唐人“有意为小说”是密不可分的,     

唐人与猛兽对阵的英雄气概--唐人射虎斗虎描写的豪侠文化内蕴

唐代诗歌咏叹射虎，以人乐观豪迈情性为核心，叙事本则趋向实录，写出勇士战胜猛虎的艰巨性和惊险性。唐人的打虎场面刻画，是武松打虎描写的真正源头。其也从人与猛兽关系的别致角度，表现了唐人豪侠尚气的勇武精神，为后世小说戏曲中对于勇士豪、侠的精神外现与形象刻画，布下了强大而饱满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