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与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论（下）

历代公羊家都坚信，孔子依托夏商周之礼法资源，著（《春秋》而改制，行天子褒贬进退之权柄，属于继周而王，或直接代周而王，独成一王之法。故《春秋》之于周礼，并非追随、顺从，而有突破和创新。三代礼法虽不同，但它们在适应、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有效规范及当时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是统一的。《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文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这一切又都明显区别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秦汉知识分子颇热衷于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和礼制相比配。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亲亲尊尊视域下的“四法”流转——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历史哲学演绎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春秋》经的“王道”观——基于《春秋》三传的经意发微

孔子述作鲁史而成《春秋》经。《春秋》经的王道观,是以其王霸史观为理论指导,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理想层面的《春秋》王道理想,孔子祖述尧舜的圣王治国理念,而主要又依托周公之礼并辅之以太公之法(刑律);二是在现实社会中吸纳、认可五霸的某些治世理念与外交做法。孔子的《春秋》王道观,并不同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的直接建构,而是通过述作鲁国《春秋》,在对实然社会的功德评判中,隐现其应然的王道理想。《春秋》经理想层面的王道观,以秩序、和谐、文明为特质与主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基,以尊尊与亲亲为相互渗透的两大支柱,主要内容包括分别在以尊尊的政治秩序、亲亲的人伦和谐与修己安人的道德伦理。同时,与《论语》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相比,《春秋》在力主周王天下共主绝对权威的政治前提下,更加认同天子授权或尊王意识下的齐桓晋文之事。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真伪考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研究董仲舒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文献。但是,此文篇首以刘歆《世经》的五德相生顺序排列五帝,篇中的"四法说"与董仲舒对策及其他有关董仲舒的文献相矛盾,篇末的"圣人预言说"出自纬书。这些都说明此文不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而是两汉之季的公羊后学发挥公羊先师董仲舒的"春秋改制说",综合在此之前流行的"三统论"、"五德终始论"、"文质论"等历史哲学理论混合而成的。     

＂三代改制质文＂的政治哲学意蕴——董仲舒文质论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效应

文质之辩是儒家政治哲学中心议题之一。孔子明确以＂与文＂＂尚质＂之微妙方式探寻丈质中和之道。董仲舒继承这一主题,并在政治哲学领域将之自觉展开,力倡“文德为贵”“任德不任刑”,为儒家文治、德政主张寻求天道观和经典论说的支持。在强调“质文两备”的前提下,更突出“先质后文”“承周丈而反之质”的时代文化精神走向和政治变革要领。董子更进一步提出“三代改制质丈”说,指出文质更替或忠、敬、文演替是主导历代文化精神特别是政教原则变化的核心法则。董子文质论对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人类政治生活本质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事·文·文：从历史到演义

演义小说这一文体源自史传。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事、文、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上首部历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史“事”进行推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远绍《春秋》之“义”,而发之于通俗生动之“文”。事、文、义三者的融合促进了“演义”的正式生成,并规定了“演义”的体式特征;三者的游离和矛盾促进了演义与历史的分化,进一步使充斥于古代小说中的道德劝戒逐渐虚化为空洞的说教。     

从《王昌前母服议》看西晋儒家礼法的困境

《全晋文》中西晋"议"类文中90%是关于"礼"的,《王昌前母服议》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全晋文》中共录18篇,讨论的是王昌为前母服丧的问题。这场讨论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中可以看到儒家礼法在西晋的尴尬处境:首先是礼法与现实的冲突;其次是礼法与当时政治观念的冲突;再次是礼法与情理的冲突。礼制在西晋遭遇的困境,表明儒学自身有待建设发展,否则就会丧失其生命力。西晋礼法的困境正是西晋儒学衰微的冰山一角。     

试论荀子的“王制”复古思想

荀子同孔、孟一样都欲法先王，复三代之古，但其复古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他反对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否定了孟子提出的以复人善性、行仁政为核心的社会拯救论。他认为在“先王”与“后王”之间存在着一个千年不变的“道贯”，即礼法、制度。因此，他提出了“法后王而一制度”的复古方案。将礼法、制度这些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的“王道”视为所欲恢复的“王者之制”的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这正是荀子复古论的特色。荀子的“王制”复古论建立在把三代之道、后王之法理想化的基础之上，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以三代礼法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的全面恢复。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论中国婚恋观的变迁在历代《诗经》婚恋诗评注中的体现

自西周直至近现代,中国的婚恋习俗历经自由-箍束-解放的过程。择取春秋、汉、宋、元、近现代各知名评家对《诗经》中最具价值的＂国风＂中的爱情诗的评注,来窥探中华民族的婚姻恋爱的习俗和观念的变迁。     

从《诗经·小雅》看西周至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衰落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作是辅礼而行、施行教化的工具。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西周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社会现象在《诗经.小雅》中多有反映。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结合《诗经.小雅》的文本,分别从宗法制度的衰亡,祭祀乐器和祭祀规模的变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等角度探究西周至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衰落。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略论孔子“复礼”的文化内涵

周礼作为维护周王朝有序运行的一项政治制度,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一个具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面对乱世,孔子提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主张,提倡恢复用以维持世道人心的周礼。孔子将“仁”“让”等思想用来充实和改造“礼”,赋予“礼”以新的文化内涵。     

“自然”“神灵”映衬下的道德实体——再论董仲舒的哲学之天

董仲舒借鉴了先秦诸家的“自然天论”思想,并吸收了殷周时期神秘的“天命”理论,而且综合了秦汉之际人们所获得的自然知识,以解决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的哲学。“天”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既统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学说,又贯穿董仲舒思想的始末。在董仲舒“天”的哲学理论中,为了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遇到的,如何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相结合的问题,“天”被赋予了多层含义,但最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天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并以“仁”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君主被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取法天的仁德之政。     

浅谈董仲舒“大一统”、“三统”理论与汉代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文与以往对汉儒董仲舒所持批判态度不同．着重分析了董仲舒进步的史学观点。为了追求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董仲舒从促使政治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理论与“三统”学说。这些学说在汉代史学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孔门“七十子”之称的由来和流变

用“七十子”称孔子弟子最早见于《孟子》,这是一种追“周公之迹”的仿圣行为。孔子弟子数量在两汉时期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各有来源,其中“七十二弟子”之说最终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确立。而官方认可的名单依据应是如《孔子家语》之类的孔氏家书。隋唐以后,“七十子”之称与“七十二弟子”之称合流,并最终演变成“七十二弟子”或“七十七弟子”的缩称,即孔子弟子的“举其成数”。经过对历代典籍记载的考察,可以看出“七十子”之称有鲜明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