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儒者之宗的盛世悲——董仲舒《士不遇赋》评析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儒者之宗"的人格与志趣.     

儒者之宗的盛世悲——董仲舒《士不遏赋》评析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儒者之宗”的人格与志趣。     

过度诠释——论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之目的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这主要基于他解释之目的:其一,通过解释,董仲舒把《春秋》经传之义理论化、系统化;其二,通过解释,他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为其思想体系建立经典的根据;其三,通过解释,董仲舒论证了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且通经致用,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春秋》之义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人格和事业

董仲舒、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两位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是大思想家,“为群儒首”;《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是西汉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元光元年,公孙弘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他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制订了汉廷置博士弟子员的措施。这表明他精通文法吏事,与陈义高远而疏阔于事的儒生不同。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重要建议,公孙弘是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践行者。汉廷兴太学,为儒者打开了仕途的通路,儒家“学而优则仕”“得君行道”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方面使专制政治受到儒家之道的影响,且增加了官僚机构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与儒者置于政治权势下,以达到控制儒者且歪曲《五经》而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缘饰品之目的。他们二人是同时代人,皆习《公羊春秋》,在仕途上颇有交集,在儒学和功业上相互映衬。董仲舒是一位醇儒,方正严肃,克己复礼,且以仁义之道修身,知行合一。公孙弘的人格复杂矛盾,恢奇多闻,辩论有余...     

从叔孙通到公孙弘:儒学在汉代演变的轨迹

从叔孙通到公孙弘,画出了儒学在汉代演变的轨迹,充分表现了儒学终于完成了对专制政治的适应.与董仲舒改造儒学将之引向神学化和宗教化不同的是,以叔孙通和公孙弘为代表的儒宗人物使儒学完全世俗化、实务化甚至奴性化.他们对儒学发展走向所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实践中,毕竟无法与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相比.     

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仅对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政治主张做论证的。要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政治思想。有同志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包含着两个值得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

对董仲舒的研究应从对他整合、继承、研究、注解儒学经典的历史哲学成果入手,体察其中心命题。董仲舒的思想不完全依赖汉代政治事实而定,其另有儒学及诸子之学所本。董仲舒在《春秋》经与《公羊传》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其在儒学内部的思想渊源包括易学、尚书学、春秋公羊学,还综合了先秦的各家学说。同时,西汉进入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已然有了现实需求,政府意欲从无为清静转变为有为进取,这是董仲舒思想形成的基础。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不但具备形而上学的基础,还有其现代诠释,是具有现代生态化的管理体系。     

试析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董仲舒顺应时代的需要,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它不仅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达2 000多年.董仲舒政治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董仲舒在政治体制、文官选拔制度、治国手段、政治目标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先进思想,即使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董仲舒生态思想研究

董仲舒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深刻。"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是董仲舒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生态思想的基础。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就是构建一个"制约平衡"的有机政治结构,使"天-君-民"之间形成良性生态关系。董仲舒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爱物顺时",强调保护资源、顺应自然,追求经济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自然”“神灵”映衬下的道德实体——再论董仲舒的哲学之天

董仲舒借鉴了先秦诸家的“自然天论”思想,并吸收了殷周时期神秘的“天命”理论,而且综合了秦汉之际人们所获得的自然知识,以解决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的哲学。“天”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既统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学说,又贯穿董仲舒思想的始末。在董仲舒“天”的哲学理论中,为了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遇到的,如何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相结合的问题,“天”被赋予了多层含义,但最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天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并以“仁”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君主被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取法天的仁德之政。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司马迁的“天人之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天”言人事,为君权神授作出合理论证,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古代封建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董仲舒有过“师生”之缘的司马迁,其“天人之际”的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有着继承又创新的联系.其中,继承表现在“天”与政、“天”与命、“天”与象方面,创新表现在天象与人事、天道与人世、天意与人君方面.     

贾谊对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哲学论证

贾谊作为西汉时期极具理性光辉的儒家大师,对西汉大一统的构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从西汉初的黄老之学到董仲舒的儒学大一统这一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位理论巨擘,是汉武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理论先行者。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思想是贾谊仁政政治哲学的落脚点和归宿,在其政治哲学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董仲舒祥瑞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经他改造后的儒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董仲舒把自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的一些有关祥瑞灾异的思想系统化、政治化,形成了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祥瑞思想,成为董仲舒实现其“大一统”愿望的理论工具之一,对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画像石上丰富的祥瑞图像正是这种影响的真实反映。     

理想化、理性化与悲剧化——董仲舒伦理思想特性与人生格调述评

秦亡汉兴,政治一统;景武之际,文化转型;大儒董子,应时陈论;继轨先贤,弥纶众言;循天之道,推说阴阳。基于此,董子不仅系统地完成了理想化的政治伦理设计,而且为汉武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寻找到了理论依据;董子随之走进政治,然而由于其无力于政治周旋,最后无奈地黯然退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伦理思想由此发生了某种转向并且趋于成熟与圆融。尽管如此,廉直清高的董子之于那个集权而专制的时代,仍然难逃个人悲剧之厄运,空留不遇之伤叹。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论董仲舒天的哲学

孔子创立了儒家之道,但是真正使儒家思想得到独尊的则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董仲舒怀着儒者所特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竭尽毕生所学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建立了一套天的哲学。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天”有3层涵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义理之天,而“天人感应”的思想则最终使儒学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对西汉以及之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从“论心”到“显己”——由《春秋繁露》看汉儒对身体政治性之发现

先秦儒家之身体观体现为由个体修养向道德政治的进展,汉儒则须以现实存在的专制政体作为思考身体的前提。以《春秋繁露》为例,董仲舒从三个方面构建其身体观:与天命相关的圣王身体观、以气化和谐为宗旨的中和养生观以及以度爵而制服为原则的服制观,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汉儒在专制政体下对身体政治性维度之发现,并由此构成儒家思想中一种相当重要的传统,即关于身体的政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