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珍宝岛事件是中美关系缓和契机的再认识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关关系走向缓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既是两国领导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现实选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伟大杰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珍宝岛事件在中关关系缓和进程中只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1969年中美关系解冻研究——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尼克松总统非常重视对华政策,上任伊始便指示相关部门研究美国的中国政策(NSSM14报告),并多次组织跨部门会议对NSSM14报告进行讨论,最终确定了“接触加缓和”策略。之所以做出这一策略,中苏关系变化与台湾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变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中苏两国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美国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虽然力求在中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倾斜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完全接受中国关于“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台湾撤军以及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要求,但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与调整,极力限制台湾的军事力量以及向中国大陆挑衅。为了缓和中美关系,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放宽经济和旅行管制。对于美国的不断示好,中国给予了积极回应。经过不断地试探与磨合,中美之间的“小步舞”终于合上拍。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华沙会谈举行,掀开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     

从珍宝岛事件到中美关系的缓和:一种新的解释

关于珍宝岛事件对缓和中美关系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可谓早有定论;但事实上该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条件并不具备。倒是1969年夏秋中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促使美国加快了对华战略调整的步伐。此时中国也感到苏联是其直接的和最大的威胁,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且考虑到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改变对美战略。当促使中美接近的其他条件也具备时,两国最终实现了缓和,在对苏斗争中占了上风。     

中美人权观念的冲突与中美关系的展开

人权问题在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成为中美冲突的重要根源。中美两国在人权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分歧。但是,人权观念的冲突并不仅是一个观念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涉及一些更为复杂的政治参量。本文简要地回顾了中美人权交往的历史,分析了中美人权观念的分歧所在以及分歧存在的根据,解析人权观念的分歧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的原由,从追求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这一目标出发,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应是中美正确对待人权问题的基本模式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美国的反应

:1962年 10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 ,美国政府立即给予印度紧急军事援助 ,这是美国冷战思维下的本能反应 ,其目标是针对中国。随着中印边界冲突的很快平息 ,美国对此事件的反应也趋于冷静和谨慎 ,对印度的援助问题也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显得举步维艰     

中央情报局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评估与美国政府的应策

自1959年西藏叛乱起,中印边界纠纷不断,最终于1962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中印两国的这场大规模边界冲突。对于这一紧急情况,美国政府立即利用中央情报局对当时中印边界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紧急阶段的心理预期和应对之策。     

美苏冷战视角下的中印边界冲突原因探析

本文从冷战背景下国际权力斗争博弈的视角,着力剖析上世纪中叶中印关系由蜜月走向冲突的原因。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印度基于其安全利益及国家发展的考量,需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出于美苏对抗的战略考量,着手改善印美关系。特别在1959年西藏叛乱之后,美国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并进而挑动印度与中国对抗,印度在寻求和接受美国援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美国人灌输的"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潜在安全威胁"这一观念。与此同时,伴随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稳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加大对印援助,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以"中立"为幌子向印度提供军援。在美、苏的怂恿和偏坦下,印度有恃无恐地发动了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武装挑衅,并进而升级为边界武装冲突。     

论福特基金会对缓和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

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学在美国濒临灭绝。福特基金会不仅出巨资拯救中国学,为美国重新打开中国之门提供了知识和人才准备,而且还资助美国对华政策项目的研究,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舆论的改变。     

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年)

文章着重研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反应及其应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与援华集团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和偏见。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内再次掀起了对中美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争论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圈的对策。文章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美国国内决策层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与之有关,因此很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1935年梅兰芳访苏与中苏文化交流

梅兰芳访苏是中苏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盛事。在抗战前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此次访问不仅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苏文化交流单向发展的格局,同时对加强中苏双方的政治合作,促进双方相互信任与理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后的美巴关系

本文认为随着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巴的盟友关系出现了潜在的裂缝。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美国在未同巴基斯坦磋商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导致美巴关系出现危机。冲突停止后,美巴关系继续恶化,在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本文也认为美巴关系发生剧变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     

中美能源安全的冲突与合作

能源是现代工业高度依赖、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在开采、运输和使用过程中,能源安全可以转化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当前,中关两国的能源需求与日俱增,对国际能源的依存度不断增强,使得两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矛盾与摩擦日益尖锐,给两国关系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此,应从能源安全视角出发,分析中美在能源安全方面的冲突与合作,推进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     

中方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宣布单方面撤军的原因探究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方在取得了战场上绝对优势和胜利的情况下,突然做出单方面宣布停火和立即撤军的决定。这一决定令世界震惊,也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环境等方面对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原因进行探究。     

中美关系缓和与几张“修版照”

斯诺登上天安门,传递友好信号 1969年底,中美两国开始了寻求缓和双边关系的艰难历程。然而,20年的宿敌要重新握手言欢又谈何容易。20年的尖锐对立,互信与交流平台的严重缺乏使得中美两国领导人不得不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表达缓和关系的愿望。美国驻波兰大使曾经在一次服装展览会上追赶中国外交官,     

"三和"路线与苏联对中印冲突的态度

中印冲突是由印度挑起的领土之争,“三和”路线是苏共二十大制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尽管“三和”路线客观上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其在本质上还是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苏联对中印冲突采取的偏袒印度的态度,是其执行“三和”路线的恶果,破坏了中苏间的友好关系。     

美国华人与中美关系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世界事务的重大主题。在中美关系的视野中,美国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在美国,根在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华人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印边界冲突与肯尼迪政府对印度的军事援助(1962-1963)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给美印关系与印度的国防政策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印度而言,中印边界冲突促使其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出以对抗中国为主要特点的国防计划。就美国而言,在冲突期间及其后,肯尼迪政府向印度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为印度巩固北部边界的国防提供了大力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政策,既是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冷战战略目标,同时也受到了巴基斯坦和英国的掣肘。在此期间,肯尼迪政府曾试图以军援为筹码,推动印巴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但却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表明,对外援助在美国实现对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进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实现了正常化,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实践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执行了以斗争求和平、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用民间外交促进国家关系改善等原则和策略,取得了丰硕成果     

冲突与协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关系看中美关系走向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因素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的冲突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充满磨擦与碰撞.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 ,由于对中国情况不了解 ,以及受大选政治和国内反华势力的影响 ,对华实行“遏制”与“接触”政策 ,不断在人权、贸易、台湾和军售等问题上制造事端 ,使中美关系一直走下坡路 ,并降到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进入第二任期后 ,克林顿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政治外交上的成熟 ,在对华政策上所受干扰和压力减少 ,能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关系 ,对对华政策做出调整 ,用全面接触政策替代了孤立遏制政策 ,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较成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