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所止 融而后通

构成我们所热爱的世界的,不过是宇宙中微小的尘埃。它们彼此融合,并肩而行,才汇聚成“长江三尺摧断臂”的强大合力;它们相互分隔,自成一体,方有万物独一无二的美好姿态。融而后通的“破界”与行有所止的“守界”本非矛盾的冲撞,而是彼此依赖下的艺术平衡。     

冷眼向洋看世界——李贺《梦天》赏析

南宋著名文学评论家严羽,将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冠之以“瑰诡”两字,这真是一语点出李贺诗歌的风采精神。所谓“瑰诡”,就是指李贺诗歌那种语丽辞奇、光夺眼目的艺术风格,和那冷艳凄清、迷离恍惚的艺术境界。李贺的这一奇崛幽峭的浪漫主义创作特色,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也为我国古典诗歌     

承载、遮蔽与呈现: 论“气”在阳明心学中的效用与价值简

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融合知行与格致的多向性心本体论,而“气”在其中的效用与价值尚未阐明.经梳理,“气”分“意气”、“气质”与“气象”三个层面,其中,“意气”是多向性心本体界的现实性承载;“气质”的差异性与阶次性割断了多向性心本体界的连续性与一体性,“气质”的波动性则打乱了此心本体界在道德层面的原初状态;“气象”对此心本体界以客观具象与主观体认的方式进行整体呈现.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姚文燮《昌谷集注》的"以史注诗"

姚文燮是清初有名的诗注家，他在他著名的《昌谷集注》中采用了一种“以史注诗”的文本解读方法。其实，他的“以史注诗”就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文本存在的“情节化操作”印建构来服务于文学文本。其主观意图就是通过史料的解释、发挥来重塑李贺，进而完善自己的价值取向，营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为自己的精神在清初思想的大混乱中赢得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姚文燮的“以史注诗”就是力图在历史背景里对文学文本进行挖掘，从而找出所谓的“意义”。他这种极具功利性的行为壅塞了李贺诗歌的审美空间，消解了李贺诗歌的想像层面。     

“诗之史”与“史之思”的双重聚焦——从黄遵宪“诗界革命”说透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国近百年历史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代性反思，可以黄遵宪等人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学和中国学史，尤其是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由此即可对“20世纪中国学”等观点和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把古代、近代、现代学视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前进运动。     

《饮冰室诗话》之"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刍议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作为“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解体和现代新诗产生的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饮冰室诗话》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思想是由《夏威夷游记》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兼长的“三长说”主张发展而来,对“诗界革命”的后期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文章联系“诗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新意境”和“旧风格”的内涵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具体探析,以揭示这一重要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国家认同与地方神明正统化——以明清广西浔州府三界神为例

三界神最早出现于广西浔州府地区，后来其信仰一度扩大到两广，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地方神明。“冯三界”因其灵异性和影响力，被民众视作神明（三界神）看待。而作为地方大族的“冯三界”背后蕴藏的巨大力量引起政府的注意，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政府不断对三界神的形象进行塑造，将其纳入维护政府统治秩序的神灵体系之中，最终实现了三界神由“淫祀”转变为“正祀”的过程。     

谈谈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

诗至盛唐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各体具全,百花争艳,大家辈出,英才林立。李贺能于太白、子美之后别树一帜,以其奇险怪诡的境界,幽奥峭拔的命意,浓艳险峭的语言博得历代注家的注目和赞许。严沧浪谓:“玉山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围炉诗话》则把它誉为“中唐最高峰”。人们尤其赞叹李贺锤炼词句的功力,评赞纷纷,或曰“镂别异藻”,“幽深诡谲”,或曰“离绝凡近”,“意新语丽”“片片成文”,或曰“设色秋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深于用意。”确实,李贺在字句的锤炼上下过苦功,必欲呕心沥血作不经人道语。他自己也有“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的写照,本文拟就李贺语言的艺术手法作一些探讨。 李贺具有精湛的驾驭语言的艺术修养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手腕,综观他镂玉雕琼的语言技巧,手法大致有三:一曰自铸伟词,二曰精炼动词,三曰用典成词。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从"思辩"经"实证"到"理解"——试比较三种类型的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哲学--思辩研究范式经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到人文--理解研究范式的历程.范式的转换不只是方法的更替,更是哲学理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研究过程等的变更和创新.本文以众多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尝试作多方面的比较.     

"吏"与"史"

很多同学容易将"吏"与"史"写混,今天和大家说说怎样区别这两个字. 先说"吏"字吧.在《新华字典》中,"吏"字解释为"旧时代的官员".大家想一想,旧时代的官员们不都戴着一顶官帽吗?在古代,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样的帽子可有讲究了,在官场中这讲究可就更多、更复杂了."吏"字上的一横不正像是那一顶帽子吗?记住这一横,不仅能分清两个字,还把"吏"字的意思记住了,一举两得.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