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复习指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法律学科类法学专业(专科)的选修课。教材使用蒲坚主编、光明日报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参考教材是蒲坚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书》和《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学生可同时参考使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制作的《中国法制史》音像教材。《中国法制史》课程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国法律制度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使其能够全面了解中     

如何学习中国法制史

如何学习中国法制史是初学者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想法 ,供初学者参考 ,希望有所帮助。一、学习中国法制史 ,首先要培养学习的兴趣。中国法制史以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为主线 ,上下四千年、内容复杂、资料众多 ,给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学生学起来往往觉得枯燥乏味 ,不象学部门法那样有兴趣。但是中国法制史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 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我们学好其他部门法 (学 )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为部门法(学 )提供理论指…     

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的理论意义及其教学原则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的理论意义这里所说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全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法,即是指借鉴其他法学课程的案例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活动中,运用调查法搜集来的系统的典型历史案例(整理的或历史判例)进行分析教学,通过“案例简介”、“提示思考方向”、“列举当时的法律规定”、“问题解答与学理分析”等步骤,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对这些历史案例现象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思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明及其智识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成为一项重大课题,也为中国法制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崭新要求。新时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应从断代体介绍到整合式讲授,从静态的纸面制度到动态的司法实践,从单线的王朝叙事到古今中西的复线叙事,从单一史料视野到多元史料开拓,从独白式灌输到互动式启发等五大方面进行教学创新。     

《中国法制史》复习指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法律学科类法学专业(专科)的选修课。教材使用蒲坚主编、光明日报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参考教材是蒲坚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书》和《中国法制史参     

中国法制史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的探讨

文章在界定中国法制史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内涵的基础上,从中国法制史课程自身的性质和特色、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现状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法制史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并从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出发,分析得出中国法制史即中国案例史的结论,进而对中国法制史课程援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最后从教学实践出发,从教师课前精心选取精当的典型案例、课堂上例举案例、解析案例和结合当时法律规定评价案例等方面,指出了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的操作步骤和要求,力图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同仁提供参考。     

多元智能视野下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困境与改革

传统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陈旧繁杂、教学方法单一、教学实用性差等特点,导致中国法制史被边缘化的情形越来越明显。本文针对中国法制史在教学中面临的困境,结合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中国法制史教学应做到整合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加强过程控制,实现多元互动。     

中日两国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区别——评析《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

笔者按照日本学者的方式,首先介绍了张世明教授的标志性著作《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的概要,并阐述了对于该书的阅读后的若干感想,概括揭示了日本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状况,以及中日两国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区别。笔者认为：日本目前研究趋势的结果就是踏实、细致的实证研究过多,但研究的目标却正在迷失。现在的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几乎都局限在法律框架内,立体、结构性地发现与法律以外事物相关联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对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跨学科的创造性研究予以肯定,认为中日学者之同学术交流更加热络至关重要。     

《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

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性质、特点、作用、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性。目的是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法律观，并为他们学习法学理论和部门法提供有关的历史知识，从而加深他们对于我国现行法律的认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并不能充分了解这一点，对学习法制史丧失兴趣，认为学习法制史没有用，而且认为学习难度较大，因此一提到这门课就畏惧。我认为，只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学好法制史并不难。     

论"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的研究内容、历史阶段及体系结构

“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是中国新闻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研究领域，同时又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从古到今的时间历程中报刊法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因而具有特殊的涵义。本文结合作者的研究实践，对《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一书的内容范围、内容体系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衔接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     

浅谈法律文本英汉翻译中的几种结构转换

英语严格遵循主谓结构的要求, 而汉语则遵循话题—说明的结构要求, 因此, 英汉翻译过程中主谓结构向话题—说明结构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英汉语结构的对比分析, 探讨法律翻译中主谓句向话题—说明句转换的几种方法。     

论第二次中外法律文化融合

第一次发生于汉唐的中外法律文化融合属于输出型交流,其基本上奠定了中华帝国的世界至尊地位.而肇始于清末的第二次中外法律文化融合则是以输人型为主,它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王朝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因而就不能不具有极大的被动性和亦步亦趋的色彩.然原体与受体之间的异同却又增添了其复杂性抑或悲剧性,但它还是义无返顾的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闸门.     

20世纪之初至抗战前的中国法律史教育

20世纪之初,内忧外患之时局、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捩,均为中国法律史教育新篇章之开启奠定了基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均不同程度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学制的语境下,中国法律史教育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这种发展态势虽因日本侵华而中断,但依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法律史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属于我国法律史学的萌生阶段,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简单模仿日本学界的弊端以及学科建设失范等缺点表现得依然明显,给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治理商标抢注乱象的制度考量

治理商标抢注乱象,有赖于完善制度设计。系统把握新《商标法》所涉治理商标抢注乱象的制度考量,即在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主体所应具备资质的基础上,规范商标注册、代理行为,有效反制商标抢注侵权行为,加大对商标市场的整治力度,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近年来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蒙古学、民族学学者开拓了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80年代中期,法制史学者开始关注此方面研究.蒙古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属于纯文化的研究,法制史领域的研究则着重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少数民族传统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角度进行探讨.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蒙古学、法制史学、民族法学、法律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意义,研究重心开始向探究蒙古民族传统法制的文化内涵,探究蒙古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能力及现代转换意义这一方向拓展.关于蒙古民族传统法制的地位应有正确认识和定位,它们一方面沟通融合于古代北亚游牧民族法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法文化,一方面也融于中华法系,丰富了中华法系文化.     

职业法学家群体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

中国古代以吏为师,行政兼掌司法,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以留学归国的法政留学生为主体,以本土法律教育培养的法政人才为补充,形成了我国第一代职业法学家群体。该群体中的多数成员以学者或官员等不同身份投身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成为中国近代法律观念的导入者、法律教育的鼓倡者和法律制度的建构者,为近代中国的法制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环境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主体、范围与方式

我国在环境立法中应明确环境公众参与主体应为“公众”;对环境公众参与的范围应确立广泛性原则、环境决策参与为核心原则和以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为主原则的三项原则,让与环境有关的一切事务,都有公众的声音;对环境公众参与的方式应采用多样化,具体运用以追求公平兼顾效率为原则。     

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方法——法律思维的视角

法学教育具有传输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双重属性,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在后者上有所欠缺,因此能够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法律思维应当成为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其具体培养途径就是引入法律方法的教学。法律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理性,为法治发展储备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当然,其作用的发挥会因条件限制而有些局限性,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消解。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杰出的法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以清末修律为契机，对中国法律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舍弃当时在各个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法，以日本为跳板，采择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使中国法制迈向了近代化的轨道。这一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清末的法律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律落后的现状，而且决定了中国此后法律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