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民间体认——顾颉刚妙峰山考察的思路问题

顾颉刚的妙峰山考察有其特有思路,这体现在顾颉刚用同情正面的眼光观察民众,使得《妙峰山的香会》这一文本材料尽管丰富多样,然而作者的民众观则显得颇为浪漫。本文将顾颉刚的这一文本与奉宽、金禅雨、金勋、孙伏园等同类文本进行对读,揭示顾颉刚之所以不对民众痛下批评,反而大力赞扬民众的新鲜活力,并不是他没有看到民间藏垢纳污的一面,主要是囿于民众的知识水平还不便对之进行否定,免得民众对知识心生恶感,后续的启蒙无法进展。也反映顾颉刚眼光向下的心态、建立民众文化的目标。顾颉刚这种思路同时也是当时"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在学术上的体现。     

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认同——论顾颉刚的民众观

本文所指的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认同,主要从两方面而言。一方面,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作为"语丝同人"的顾颉刚参与《京报副刊》救国特刊的编辑、写作,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关怀。从顾颉刚刊载在《京报副刊》的相关文字中,能看出两点趋势:顾颉刚探索采用通俗文艺形式的作品将观念传达给民众;在与其他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态度对比中,体现顾颉刚务实理智的救国思路。另一方面,1931年顾颉刚的内陆考察旅行,让他在情感上体会到了民众无以复加的精神苦痛,此次的旅行触发了顾颉刚兴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愿景。     

访顾颉刚先生

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二十四史新的点校本,中华书局已经在去年全部出齐了。现在,顾颉刚先生在作什么? 九月十五日上午,我们去三里河拜访了顾颉刚先生。他听说中华书局的同志来看望他了,十分高兴,非让我们先坐在沙发上不可,然后让人端来藤椅,自己坐在我们对面。他笑着说:“年纪大了,怕听不清你们的话,这样近一点。”     

顾颉刚和傅斯年的档案文献鉴辨思想的比较研究

<正>顾颉刚(1892—1980),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是一场辨伪疑古运动,是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场"深沏猛烈"的"革命",是新文化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顾颉刚受胡适倡导的     

困中前行：顾颉刚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全面抗战期间,顾颉刚不仅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以民俗学的方法重建了神话与传说中的上古史,还在《浪口村随笔》中依据民俗资料对古书记载与西部当地风俗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顾颉刚还主持或组织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会,主编《责善半月刊》《风物志集刊》《文史杂志》,为大后方的民俗学者提供了出版或发表的园地。此外,顾颉刚还鼓励与支持王树民、杨向奎、李文实、李鉴铭等青年才俊从事民俗研究工作。总之,正是在顾颉刚的示范与带领下,中国民俗学在全面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顾颉刚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民俗学的学术热爱,还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心民族前途的家国情怀。     

顾颉刚藏书记(上)

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于1980年12月逝世,根据其"藏书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的遗愿,家属将其藏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先由历史研究所代管,1988年由文献信息中心(当时称文献情报中心)正式接收,成立"顾颉刚文库"。内存线装书约6000部,3.6万余册;平装书约2600种,1万余册,共计4.6万余册。现已将线装书的编目工作完成,整理编辑为《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其中属于珍善本古籍、抄本、稿本     

师门一入深似海

正这种对"师生关系的挖掘",使得顾颉刚学术版图变迁,与顾氏师门掌故,成为同一维度上的多向度叙述对象。像我这类没学问的人,翻翻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就很能够知道一些做学问的     

《古史辨》的得与失

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主编,北平朴社,1926年初版一自1920年至1923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持不同意见学者展开了为时九个月的古史讨论,讨论内容于1926年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了"古史辨派"的正式产生,     

1949年前后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1949年前后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便是时代大潮与个人命运的真实反映.抗战胜利后,顾颉刚一度梦想做书业领袖和建立毕生的学问系统,却都被国事和家事打断了.面对时局,他在要不要"逃难"中纠结,最终留下来,向新社会看齐.1949年前后顾颉刚的个人经历是当时中国知识人的重要代表.     

编辑出版家顾颉刚

顾颉刚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已成为历史研究的学术对象;而作为编辑出版家的顾颉刚,却没有多少人谈论了。在顾颉刚前半生中,有相当多的时间,用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说他是编辑出版家并不为过。少年顾颉刚就好蓄书。1908年16岁时与王伯祥、叶圣陶在苏州草桥学堂一道读书时就结了一个诗社,并合办了一个叫《学艺日刊》的油印刊物,这可以看作后来的三位杰出的编辑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尝试和开始。19岁时颐颉刚以妻名投书《妇女时报》,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1916年24岁时考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冬,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顾颉刚也参与其事,不过主要是写文     

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史学阅读观

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主张有计划地读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所选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期间所选读的书籍,除重视经史典籍的研习外,多关注记载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民间文化、边疆历史等内容的史书.在注重读书与时代互动,注重读书治学的同时,以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践行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与抗战大环境下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此又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顾颉刚与编辑出版

顾颉刚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他不仅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顾颉刚生平有一突出特点,即喜欢办刊物,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顾颉刚每到一个学术岗位,毫无例外要创办一个刊物,     

新史学经典《顾颉刚全集》恢弘出世

2010年12月25日,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红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是日,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发布会暨纪念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参与钞录校订《全集》20余年的顾潮女士回顾艰辛的整理、出版过程,感慨万端,几度哽咽,并为《全集》终得     

顾颉刚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和影响

顾颉刚不仅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办刊名家。“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学者的顾颉刚开始投身于文化救亡事业,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开启民智,影响甚大。抗战爆发后,顾颉刚主编《文史》半月刊杂志和《中国名人传》,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顾颉刚《清代著述考》对清代学术统系的构建

[目的/意义]《清代著述考》是顾颉刚编纂的一部有关清代学术的目录学著作。书中所体现顾颉刚的治学路径、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值得借鉴和吸收。[方法/过程]通过对《清代著述考》成书、体例及创新点的分析，结合顾颉刚早年有关目录学与清代学术的相关文献论著，探索其早年治学观念，揭示其构建清代学术统系的路径、内容和影响。[结果/结论]经过《清代著述考》的编撰，顾颉刚深化了对清人治学成果的吸收，对他形成"由经入史"的治学路径，在古史研究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打下重要基础。     

从历史观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史学精神要义

中国传统史学精神要义是中国史家历来重视的重要命题。而中国传统史学精神要义中所包含的历史观．更是诸多值得研究的命题中的重中之重。从最初的史家修养和史家气质,到后来的修辞立诚和直笔实录,再到后来的粱启超、顾颉刚和傅斯年各自的史学关注点,古今史学大家都将中国传统史学精神要义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对这一问题系统地归纳和梳理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探寻宝树园中一叶——从书信和日记看顾颉刚与图书馆的互动

文章以顾颉刚35岁前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追溯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根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图书馆的互动。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植根于古籍积淀和历史研究的土壤,也受到当时图书馆改革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顾颉刚分别作为一位学生、图书馆员和学者,在使用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和改造图书馆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己对图书馆的理解,并为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实现与图书馆的互动和“相互成就”。这种认识和实践与他的其他学术事业交融在一起,如同一片盘根错节的密林,共同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方式。作为学者与图书馆互动的一个个案,文章展现出民国学者与图书馆事业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顾颉刚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正>顾颉刚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上古史等学术领域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他对图书馆的工作也有着巨大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受聘于燕京大学,并负责在江浙一带购书,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共购得图书十多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档案学理论和实践述评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以下称语史所)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早且较典型的学术机构。以顾颉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在1920年代积极倡导搜集地方政府民间档案,体现出明确的"民史"意识特色,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理论,推动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

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亲笔信函十通,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信札中顾颉刚就《古史辨》的选题内容、编纂体例、校稿审核、出版发行、经费来源等诸多细节与罗根泽往复讨论,如是否选入章太炎、胡适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是否摘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有关诸子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等等,既表明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编纂中重视鉴别和吸收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学、社会学新知识理论的现代性史学思想,也反映出国难当头、时局纷扰下学者苦心孤诣,延续学术文脉的勇气和艰难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