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引《诗》新探

<左传>中常有士大夫赋诗言志的记载.但士大夫引诗,多断章取义,并不一定符合<诗经>的本意;而后人不识,常将<传>意与<诗>意等同,此谬大矣.予姑考之,虽郑玄亦未能免此俗,因作陋文以辩.     

《周易》与《文心雕龙》--从《原道》篇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周易>历来被奉为儒家群经之首,其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深刻而广泛,贯穿始终,起于<原道>,终于<序志>.文章拟从<原道>篇略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雷雨》与《社会支柱》

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雷雨>所受外国戏剧影响时,从妇女命运、妇女解放问题着眼,把<雷雨>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或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人群鬼>作比较.其实从塑造"忏悔人物"角度考察,<雷雨>受易卜生<社会支拄>的影响更大.作家在塑造周朴园这一"忏悔人物"时,既借鉴了易卜生塑造博尼克的某些手法,又有所创新,使周朴园的忏悔更加符合性格发展逻辑,更加真实可信.     

《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标音失误辨正二则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干"均据<集韵>"居案切"立"gan<集韵>居案切"的音项或条目,收与<集韵>"居案切"下所释"扦也"义相当的"捍卫"义等,不妥.从陆德明<经典释文>音义材料来看,"干"作"扦也"义常读"古寒切","居案切"只是个别经师的读音,两部字、词典应取消据<集韵>"居案切"所立音项或条目,将收在该音项或条目下的"捍卫"义等调整到据<广韵>"古寒切"所立的音项或条目下.<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将"狙"的"窥伺(伺察)"义收在据<广韵>所立的"jū(<广韵>)七余切"下,不妥.根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正续一切经音义>及古书注解中的音义材料证明,"狙"作"窥伺(伺察)"读御韵去声合口三等清母(相当于<广韵>"七虑切"),三部字、词典应分别据<集韵>"七虑切"立"qù<集韵>七虑切"的音项或条目,将"窥伺(伺察)"义收在该音项下.     

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的审美转化

魏晋时期,洛神一度成为各类艺术争相描摹的女性形象,在众多以之为审美对象的各类艺术作品中,<洛神赋>和<洛神赋图>则是其中的两大杰作.<洛神赋图>从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体验与审美表现手法四个方面对<洛神赋>进行了成功的审美递交,使<洛神赋>再现于画面中.     

《诺亚方舟》中的圣经情结

作为西方基督教的"经书"--<圣经>,曾被许多作家不断借用到作品中.名字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的剧本<诺亚方舟>也是借用了<圣经>中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对<圣经>在<诺亚方舟>中的情节、人物的构建分析,更能全面的了解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创作.     

论马其昶"国史作《序》"之观点--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马其昶从<诗大序>导出国史作<序>的结论.文章首先通过对<大序>文意的分析,推翻了马氏立论依据,进而从汉人注疏体例、四家诗<诗序>不同和<毛传>不为<诗序>作传三方面反驳国史作<序>的观点,最后得出<诗序>与<毛传>同出一人一时之手的结论.     

《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语言风格比较

<桃花人面>又名<桃源三访>,今存<盛明杂剧>本和<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本.<盛明杂剧>本题名作<桃花人面>,<柳枝集>本作<桃源三访>.该剧两版本的语言皆具浓厚抒情性,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划,但<桃花人面>较精致蕴藉、形象生动,<桃源三访>则曲辞容量更大、更整饬,带有叙述性,文人色彩更浓.通过比较<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的曲辞和宾白,探讨孟称舜杂剧语言风格及其变化.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因此,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宋玉的作品;<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诗》亡然后《春秋》作——意识形态真理话语的建构与更新

<诗>与<春秋>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纠葛?这一追问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整个学界,至今尚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本文认为二者都是儒家士人为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一种言说手段,即通过对先人典籍的当下解读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先秦士人与汉代儒士共有的策略取向.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强调的乃是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接关系,绝非如钱玄同、顾颉刚等认为的"无稽之谈".     

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新闻译者的把关策略——以《参考消息》为例

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新闻翻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提高新闻翻译质量,使之更好地为信息交流服务,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国内著名报刊《参考消息》中的译者把关策略,或许能给新闻译者一些启示。     

关于清末民初哈尔滨的《蒙古新闻》

《蒙古新闻》1909年夏创刊于哈尔滨，大约出至1918年底或1919年初，因俄国爆发革命，在哈尔滨的俄人失去依靠而停刊。总共出刊约300余期。它大概是中国境内首家由外国人主办的蒙古文报纸。其出刊宗旨是通过对蒙古人进行亲俄的政治宣传，来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侵略政策服务。     

试论《时事公报》与近代宁波地区民众卫生观念的演进——以1932年的“虎疫”报道为例

《时事公报》作为宁波地区最大的报纸,对推动近代宁波社会的转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1932年霍乱在全国普遍流行,被民众称之为"虎疫,"宁波地区的疫情也很严重。《时事公报》充分发挥其传媒的巨大作用,在唤起政府对"虎疫"关注的同时,积极开辟专栏、报道最新"虎疫"动态、倡导科学防疫,大力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在《时事公报》的宣传与教育下,宁波地区民众的卫生观念开始逐步演进。     

“无错不成报”溯源——以《新京报》为例

每天看报,只要稍稍留心,就发现差错不断。所以民间有＂无错不成报＂之说。本文以《新京报》的天天＂更正与说明＂为样本,分析差错产生的原因,并以我国的著名报刊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和美国的媒体纠错机制为例,旨在抛砖引玉,让我们的报纸及其它媒体差错少些少些再少些。     

《申报》与晚清小说传播

《申报》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该报在晚清小说的传播中独树一帜:在报纸上刊登小说征文,登载理论文章,大量登载小说出版广告;开辟小说专栏登载著、译小说或附送石印绘画小说;创办文学杂志登载小说;与其相关的书局大量出版各类小说。因此《申报》在晚清小说传播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试谈“妇女界之喉舌”——邵飘萍的《京报·妇女周刊》

《京报》是我国报业巨子邵飘萍创办的大型日报,也是民国初年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其副刊《妇女周刊》为新崛起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在综合性主流媒体中传播启蒙思想、发挥创作才能的话语空间,更在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起到了“鼓”与“呼”的“喉舌”作用。文章对《妇女周刊》的创刊背景、目的及其反映妇女运动、主张废娼、提倡女子教育等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都市报主流化的发展和制约因素

自上世纪末,《华西都市报》率先提出“迈向主流化”的理论观点以来,都市报从完善报道内容、增设“时评”版面、突出权威性等方面着手,不断探索创新,提升报纸的品位和公信力,在“主流化”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然而,由于受办报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现阶段我国的报业管理体制等因素制约,严重影响着都市报的“主流化”的发展。     

谈报刊栏目的创新——以《三晋都市报》“新闻故事连载”栏目为例

《三晋都市报》"新闻故事连载"栏目集新闻性、故事性和戏剧性为一体,情节跌宕有致,内容悬念丛生,开辟了一条新闻写法的新路,广受读者欢迎,并被业界效仿。这种新生的新闻文体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将促进我国新闻媒体加快"升级换代"步伐,早日达到与国际传媒巨头并驾齐驱的地位。     

1931年水灾中的山东及其救治——以《申报》所载资料为例

1931年全国范围的水灾,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损失惨重。文章结合当时具有重要作用的报刊《申报》,以山东省为视角,探讨山东作为受水灾影响严重的大省之一,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此次水灾的救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