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一误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分别在第352、353、355、356页收录张去盈,张去疑、张去逸、张去奢、张去惑等五人,又在第747页收录窦去盈、窦去疑、窦去逸、窦去奢、窦去惑等五人,实际新旧《唐书》并无窦去盈等五人。据该《索引》,张去盈等主要见于《旧唐书·后妃传》之肃宗张皇后传:“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     

唐代女子入道何其多

唐代尊崇道教,道观林立,女冠成群。据《唐六典》卷4载,盛唐时天下有女道士观550所。新《唐书·百官志》又说:天下有女冠988人。可见唐代道观之盛和女冠之众。这些入道女子大多饱经世态炎凉,看破红尘,入观寻求归宿。其中有因家人坐罪而入观者,如越王贞玄孙李玄真,因祖上犯罪,父、祖皆亡,便入咸宜观修道。有因夫死不愿再嫁者,如骁将姚季立亡后,其妻服满,请度为女道士。有为人姬妾,备受冷遇,归于道观者,女道士鱼玄机即是其例。有宫人、妓女年老色衰,入观聊度残生者,如《唐语林》卷7云:长安政平坊安国观中,“女冠多上阳宫人”。还有贫家女无以为生,到此来混口饭吃的。总之多数女子入道为冠,皆因各种境遇所迫而致。唐代妃嫔、公主也纷纷自请出家入观。唐代公主凡212人,出家做女冠者竟达19人。如高宗女太平公主、睿宗女金仙公主等、玄宗女新昌公主等、代宗女毕阳公主、宪宗女永安公主、穆宗女安康公主等均曾入观为女冠。唐代公主为什么放着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过,而要到道观里自讨苦吃?史书对此披露甚少,概略论之,大多以祈福禳灾等名目自请入道。至于更深层的原因则不便明言。     

唐代和亲公主的婚礼及家庭生活

对唐代和亲公主的婚姻礼仪及家庭生活进行研究,一则可明晰婚姻礼仪的传承与变化;二则可扩大唐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三则从妇女史角度看,可见唐代公主的不同风貌。和亲公主的婚礼与一般公主婚礼相比,有了悲壮及异域的色彩。一般都要经过册公主、求婚、亲迎、送亲、改汉为胡等过程。和亲公主婚后一直处在屈辱、动荡不安的家庭生活之中,主要表现为嫁祖孙三代、殉葬、媵婚、被抢、被杀等。     

宋代婚姻重财之风初探——以厚嫁为中心

宋代以来,以家财论婚嫁成为浓厚的社会风气,而重财之风以厚嫁形式深刻体现出来。宋初,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已开始增长,到宋代中期嫁女之资已远远超过娶妇费用,此种现象无疑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婚姻观念的变迁和发展。     

从上下结构“父”、“子”、“女”、“母”部字看汉字的性别歧视现象——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为例

调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中上下结构的＂父＂部字、＂子＂部字、＂女＂部字和＂母＂部字,可以发现：＂父＂部字中87.5%的＂父＂在上;＂子＂、＂女＂、＂母＂与其他构件构成的字中,＂子＂、＂女＂、＂母＂在上的百分比依次是14.6%、2.53%和0%。字义兼指＂男＂、＂女＂的,不用＂女＂部,而用＂子＂部;字义是贬义的,即使...     

金代状元刘撝娶转运使雷思之女献疑

刘撝和雷思都是浑源人,是金代著名的刘、雷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刘撝娶雷思之女为妻后,使得两家关系更为密切。但笔者在研究了刘、雷两家的族谱后发现,刘撝和雷思的年龄差距较大,结合他们自己及后代中进士的时间及生卒年推算,认为刘撝不可能娶雷思之女为妻,而很可能娶的是雷思之姑或姊。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唐室与原代北窦姓的联姻

30余年前陈寅恪先生曾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认为唐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存在以李武韦杨婚姻关系为纽带而构成的最高统治集团。笔者认为,自高祖至代宗时期,还存在同样引人注目的原代北豪门窦氏大姓与李唐皇室的世代联姻,长达150年,为寅恪先生所未论及。窦氏家族在窦统时期成为代北拓跋鲜卑没鹿回部落大人,子孙世代为拓跋鲜卑贵族,曾被命纥豆陵氏,魏孝文帝时复为窦姓。窦家“累世仕魏,皆至大官”,至窦略时,仕魏征北大将军。略有五子,其中岳、善、炽子孙号为“三祖”,与唐室联姻百年的窦氏家族多出此房。《新唐书》卷199柳芳论氏族,称窦氏为代北“虏姓”大族,反映了时人的看法。     

西汉细君公主和亲事迹考

约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结交乌孙,封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共同对付匈奴。本文就细君公主的生平及此次和亲的类型、历史条件、历史作用和贡献展开论述,为颂扬"和亲乌孙第一人"细君公主尽绵薄之力。     

“赵氏孤儿”故事流变之我见

"赵氏孤儿"故事在民间影响颇大,是国内各大剧种中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人心传之久远,主要是因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忠孝仁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上至高官贵戚,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薪火相传用来严戒子孙。"赵氏孤儿"即讲述了一段有关"忠义"的故事,然而其故事的缘起、发展、影响以及真实性,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有关"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载,旨在说明其故事流变的过程以及分析其变化的原因,以期更好地理解其故事内容及文化内涵。     

论唐玄宗与道教

唐玄宗在位时,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极力提高道教有关人物的政治地位;尊崇道教经典;优待道士、女冠;广交道士,对其深加礼遇;广兴道观庙宇,屡度道士,遍封灵山仙迹;迷恋于“长生术”等各种道术。玄宗神化老子,扶植道教,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并认为道教具有“惩恶劝善”、“训导氓黎”等妙用。这些都是他扶植道教的主要原因。在他和他的道教政策影响下,道教势力空前发展,官僚士大夫乃至妃嫔公主等崇尚道教之风盛极一时,神仙怪异之风十分猖獗。     

能用人与不能用人——读《史》札记二之

司马迁对“天道”有知论的怀疑,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光辉的一个组成部分。顾炎武的《日知录》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在他的《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里,在大量的叙(序)事中,虽没有下断语,实际上已表明自己的论     

女大学生“曲线就业”现象心理探析

在就业形式严峻的现状下,出现了女大学生"曲线就业",即以婚姻来实现自己的"就业"的特殊历史现象。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对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进行了探讨。女大学生的依赖心理、以家庭为重心的心理以及女大学生自卑与自尊的心理等造就了女大学生的"曲线就业"。     

不靠上苍的黑人女性自我救赎

佐拉·尼尔·赫斯顿被誉为黑人女性文学之母,她在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中详细描绘了艾丽斯．沃克所指的三种类型的黑人女性。年幼的珍妮和她的外婆南妮是第一类黑人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须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迫。珍妮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在前两次婚姻中,她是被白人和黑人社会训练成“非凡的”、但内心却遭受“相反本能”折磨的黑人女性。在第三次婚姻中,珍妮获得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尊重,在小说的结尾,她实现了自我,此时的她是沃克所指的黑人新女性。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

我研究唐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发现武则天革唐为周后曾筹划创组一个以李氏居虚位、以武氏掌实权的畸形政权,——我名之为“李武政权”。中宗即位实为此政权的正式登台表演。经中宗子重俊袭杀武三思父子,尤其经睿宗子隆基即唐玄宗先后袭杀韦后、安乐公主,袭杀太平公主,才把武氏势力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恢复清一色的李氏政权。我把这个看法写了一篇论文《说李武政权》,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宣读。     

“内孙”考辨

《二年律令》中同时出现了“内孙”和“外孙”两个概念,基于现代人的成见,我们很自然地以现代汉语中的“外孙”一词为参照去解释“内孙”,把它理解为从儿子所生的父系家族的成员。《二年律令·收律》的一则规定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式。《收律》关于“收”的例外规定中有“内孙勿为夫收”,即具备“内孙”身份的人,则不因父亲（即该丈夫）的犯罪行为而被收。“内孙”与“外孙”,作为“子”所生的隔代晚辈直系血亲,不是以“子”的性别为依据来划分的,而是从家系的传承,即在家族中的地位来区分的。已婚女子所生的、留在自己父家族的孩子,也是“内孙”。内、外孙的划分,表明汉初婚姻家庭形态的复杂性。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宋朝保州宗室补论

保州宗室是宋朝宗室中较为特殊的一脉,虽有宗室之名,实属疏属之列,故在荫补子弟、任官俸禄等方面远低于其他处宗室。宋朝皇帝为维系和繁衍宗子脉系,多次破格优待保州宗室,并设保州敦宗院专门管理这一支宗室,南宋时期更是进一步提高保州宗室的任官级别,比照两京宗室之例注官,使其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

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杜甫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他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是由吏部注授的。至德二载四月,杜甫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城逃至肃宗的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他第二次授官,是由中书门下敕授的。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的。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便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了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他却未赴任。这是他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这是他第四次授官。从此,他就以工部员外郎为其前资官漂泊而终。     

“舅姑”称谓论略

中国称谓文化复杂多变。“舅姑”本称“母之兄弟”、“父之姐妹”,但古代又用来称公婆。中国最古老的婚俗——表亲婚是导致舅姑称公婆的最主要原因。这种称谓在书面语出现之前就存在于人类的口语中。由于政治、法律、宗族、习俗的影响强化了这种婚俗,导致中国历史上“舅姑称公婆”的巩固。“舅姑称公婆”还有姑嫜（章）、姑蚣（忪、锺）、姑翁（公）的异称。与此相关,“舅姑”还用来称“岳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