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桐城派教育活动值得深入研究

<正>桐城派文脉赓续离不开师承传授,桐城文章广播天下则与桐城派文人投身教育密不可分,故桐城派与教育的关系也是桐城派研究的重要对象。桐城派文人的教育活动很丰富,朱孝纯、曾国藩、吴汝纶等直接主导兴办书院,参与书院建设考课及教学,堪称清代办学史上的典范;据《桐城文学渊源考》初步统计,桐城派曾有96人历官州学学政、县学教谕、县学训导、候选教谕训导等,至北洋政府时期吴闿生任职教育部次长,桐城派文人直接参与基层官学管理或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刘大櫆、罗有高、韩梦周     

论桐城文派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桐城派的最大成就,即在于体系化的散文理论的建设。桐城文论的成功,得力于桐城文人对传统诗歌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桐城文人擅长以小文章抒写对社会人生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小说笔法”的认同和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意味。桐城派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带有对古代散文全面总结的性质,它是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中介。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变革与超越

曾国藩师法桐城,又处处超越桐城.为了追求"澄清无滓"的雅洁文风,方苞反对其他文体对古文的侵犯.曾氏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之中,一改桐城文的单调贫乏.曾国藩倡导"气盛"文学理论,要求作雄奇之文,矫正桐城派柔弱之弊.适应朝代剧变的需要,变革姚鼐主张、增添"经济之学".曾国藩的种种变革,达到了"中兴桐城"之宗旨.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树铮与桐城派

徐树铮是民国北洋时期著名军事、政治人物,师法桐城,与马其昶、姚永概、林纾等桐城派文人交往密切,亦师亦友,重新校点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使其更完善,反对“骈,散”的门户之见,主张吸纳各派所长,对桐城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学派。桐城派传承者不仅关注桐城文法与桐城古文,传承桐城派的救世理念,而且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经国济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黎庶昌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的主要活动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更迭中的中西文化论争流变相始终,桐城派人物活跃在中国近代各改良思潮中,并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解读桐城派文统变迁的关键。     

试论桐城选本的编辑学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呐喊,给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桐城派古文创作判了死刑。随着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学研究者对桐城派及其散文艺术做出了更为科学中肯的评价。但是,研究界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桐城选本,或无视桐城选本的存在,或轻视桐城选本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在桐城派中确实存在着继承肖统《文选》体制而编选古代散文选本的编辑现象。桐城派自创始人方苞、姚鼐到中兴之主曾国藩以及后学者黎庶昌等人,都以其古文选本对这一流派的发生和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     

关于吴汝纶生平的几点考证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家和教育家,但学术界关于其生平的记叙多有舛误之处。首先,吴氏并非乙丑科(1865年)第八名进士,事实上是第一百零四名;其次,其入曾国藩幕府的确切时间应为1866年5月;再次,吴汝纶最终应允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不是出于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跪请,而是由于当时清廷谕旨已下,形势所逼,不可再辞;最后,其晚年回乡创办的是桐城学堂而非桐城中学。     

桐城派区域性繁荣现象成因初探

桐城派先由桐城一地产生,逐步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在长期的流衍传播过程中,桐城古文一方面突破了桐城地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在一些新的区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繁荣局面。探讨这种区域性繁荣现象的形成原因,对于研究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意义。     

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的发展

从添“经济”、崇尚“光明俊伟”的阳刚之美、主张“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三个方面阐述了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所作的修订和补充,以达到其经世致用的目的,体现了其文论思想的开放性与实用性。     

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

方宗诚乃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他早年虽师承于堂兄方东树,又与姚莹交谊深厚,与戴钧衡为同门好友,可谓得桐城派之真传。但其中年以后的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情感上却亦师亦友,俨如弟子之于恩师。     

桐城派文论对朱光潜的影响

桐城派文论把理想人性中的道德生命情调视为文学表现的本质内容和文学之美的根本显现。朱光潜继承和发展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主张文艺要表现对人情物理充满想象性同情的真情实感。这一文艺思想是朱光潜移情美学思想和诗境美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因声求气":桐城派的诵读之学

从音节字句上体会古人之神气的＂因声求气＂,是刘大櫆文论语言学转向的必然逻辑结果。凸显以音节为关捩的语言感,使得＂因声求气＂的诵读之学成为桐城派的不二法门。它所生成的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美学：作古文成为桐城派的＂行为艺术＂。＂因声求气＂的根本诉求,在于在诵读中复活经典的＂义法＂而建构为心灵的秩序和意义。     

曾国藩的振世诗文

曾国藩振世诗文为满清王朝注入了活力。太平天国烽火遍及大江南北,他创作了大气磅礴的军事动员今《讨粤匪檄》,使湘军成为太平军的克星。《缕陈金陵废鏖战四十六日得解重围折》《次韵何廉防太守感怀十六首》为后世展示了太平天国都城沦陷前后命运大搏斗的悲壮历史画卷。外国列强压境,曾氏文章《复陈购买洋船炮折》倡导洋务运动,古老的东方大国终于向近迈出第一步。他针贬时弊,重典治世,《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等策论诗文卓有建树,使岌岌可危的晚清王朝迎来“同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