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师陀"果园城"中的跋涉者形象

师陀的“果园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座著名的小城。在这座小城中走出了许多跋涉者,师陀通过叙述与描写他们离乡-回乡-再次离乡的漂泊经历,表现了这些跋涉者对记忆中“果园城”的眷恋与对现实中“果园城”最终的弃绝,流露出包括师陀在内的跋涉者对乡土中国的复杂情感。     

“现代”传奇：师陀《上海手札》对上海的书写

《上海手札》与《果园城记》不管在创作时间还是在意义逻辑上都呈现连续性,在对中国“现代”和“现代性”体验、沉思、描绘上构成互涉、互文关系。从逻辑上说,或许正是上海都市这一段现代生活经验和体验,促使师陀还乡寻觅。一个对城市文明的书写,一个对乡村形态的叙事,两个文本互涉互释和参差对比,共同构成师陀对整个中国“现代”场景沉思的“双城记”。与《果园城记》侧重文化整体性和方向性反思不同,《上海手札》更多抒发了战争中的体验,并倾向于抽象这种体验。比当时普遍的战时散文、报道,《上海手札》具有更多个人性,不仅审美上显得丰裕,也隐伏了沟通当代语境下反思“现代”和“现代性”问题的文学资源。     

论师陀乡土小说中“游子还乡”母题的时空模式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和追求的作家,乡土小说是其创作重镇。他以其深厚的文化品格和卓越的艺术才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百顺街”、“果园城”及“无望村”等艺术世界,从而确立了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在作品中,他将“游子还乡”这一古老母题注入了现代精神,塑造了一系列游子的形象。本文将对师陀笔下“游子还乡”母题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分别进行剖析,并探究其乡土小说中游子们的文化品格。     

浅析《结婚》的都市叙事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结婚》讲述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男女的爱情婚姻,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它同样适合移植于当今这个时代,爱情婚姻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叙述婚姻话题的小说作品很多,叙述的方式采用书信体的很少,师陀的这种叙事策略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逊色的,而且很有特色。     

《边城》与《果园城记》叙事策略比较

沈从文和师陀均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其代表作《边城》和《果园城记》文体相同、命运相似,而且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小城,但不同叙事策略观照下的叙事文本所承载的却是作家不同的人生感悟和独特的审美诉求。     

革命启蒙叙事的悖论——师陀《马兰》对意识形态压抑的揭示

师陀的小说《马兰》不仅包含对革命宿命论和机械论思想的批判,而且它实际上已暗含着1930年代中国革命启蒙活动的一个悖论：当启蒙以急切功利目标为旨归时,就可能失去本原意义上的清明理性,从而形成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忽视现实生存状态中人的日常生活意义和幸福,造成新的压抑。19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这个启蒙悖论一直伴随着革命文学叙事,揭示师陀创作涉及的这一主题,不仅有益于对《马兰》的进一步认识,对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也有借鉴意义。     

论师陀小说《结婚》的现代性

师陀的《结婚》从“乡下人”的文化视野凸现都市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意识的碰撞与挤兑,同时择用“复合”的叙事视角从内、外两个层面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实行双重透视,由此彰显人物困顿焦虑的复杂心理处境,隐喻作家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询与置疑,从而铸就了文本在意蕴与文体上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     

现代杞人的“自我之旅”——解读师陀的《夏侯杞》

可能是由于未单独结集出版的原因,师陀的散文诗集《夏侯杞》长期未被研究者注意。这部专注于内心的自省式作品,以“我”(“你”、“他”)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人性、生命、爱、童年、家园等主题,凸现出夏侯杞———这位现代杞人的内心旅程。它不仅是师陀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表露,也是作家探寻自我、建构自我的尝试。因此《夏侯杞》对于师陀,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师陀乡土叙事的荒野意识

荒野意识是师陀创作心理中的重要构成质素,它隐含着作者由厌乡之心而产生的无乡感,以及作者寻求精神家园的心理动机,此外它又与战争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流亡感紧密相关。这种荒野意识渗透于师陀乡土叙事的文本中:从空间上考察,它通过“还乡—无乡”的深层结构模式间接体现;从时间上考察,它通过历史废墟边凭吊者的精神体验间接体现。     

师陀《夏侯杞》考——师陀史料考辨之一

师陀的系列散文诗《夏侯杞》在建国前没有出版,因作者误编、修订等诸种因素,《师陀全集》中的《夏侯杞》已失去了当年的原貌。本文通过对“原刊本”的搜寻、“原刊本”与修订本的校读,设法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原《夏侯杞》的本来面貌,纠正师陀史料整理中的一些讹误。     

《师陀著作年表》勘误补遗及其他

师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他在乡土文学、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迄今,国内对师陀作品既无深入研究,也没有很好地整理出版.著作年表是研究作家的重要依据.目前,仅有刘增杰先生编的《师陀研究资料》中收有《师陀著作年表》,但其中还有许多遗漏和错误.笔者根据对师陀作品的搜集、钩沉,从篇名、写作和发表时间、入集等几个方面对此年表勘误补漏,并加些简介和说明,希望对师陀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学科的建设有些用处.     

师陀文学史定位的异质性

文学史的叙述方式通常按照流派来纳入到文学史的整体叙述和阐释框架中,师陀的文学史定位一直引发研究者的争议和关注,左翼评论家与京派评论家都拒绝将其纳为本流派作家。通过对师陀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风格、技巧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师陀的作品具有主动疏离文坛文学流派地倾向,并细读师陀乡土小说主题等相似的文学作品,发现师陀的文学作品具有与他人完全不一样地艺术特色和内在意蕴,具有“奇特的风格”,从而呈现其文学史定位的异质性。     

近八十年来师陀研究述评

新中国建国前的师陀研究以感悟式批评为主,刘西渭、杨刚等人的评论托显出师陀在文坛上的独特身姿.新中国建国后到新世纪以前的师陀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叙述和学术论文的写作之中: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师陀研究逐渐呈现出去蔽化的倾向,师陀作品的学术地位日益凸显;学术论文的写作于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师陀研究在学术论文的持续丰富中进入了繁荣期.     

论师陀面向乡土世界的独特姿态

在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中,师陀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乡土小说大都取材于中原故乡的农村或小城镇,他在这些作品里,凭“一颗自觉的心灵”和“不愿与人为伍的独特艺术性格”描绘了别具特色的中原乡土世界,表达着自己对于故乡和乡土中国的独特体验与感受。     

“时间”长河上的爱与恨——简析《果园城记》

《果园城记》是师陀对小城题材的独特创造,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果园城”是作者追寻旧梦而构建的寓言性小城,因此,整部作品集流淌着师陀对“果园城”的复杂情感一温柔的爱与沉郁的恨。这份深沉的情感在《果园城记》中由贯穿作品集始终的“时间”承载。在“时间”的流逝、映照中,作者引领我们看到了“果园城”的凝滞不前与“果园城人”的习以为常,也留下了一个寻梦者在爱与恨的边缘求索、反思“果园城”悲剧之根源的印记。     

中原小城的诗意衣饰——师陀小城小说文体特征论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和追求的作家,小城小说是其创作的重要方面。他的小城小说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原小城的生存图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既得益于他象征性的手法的使用,又得益于他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体特质。该文从独特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诗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师陀小城小说的文体特征。     

“说书人”有着大境界——《说书人》的独特审美意义

新修订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收录了师陀的小说《说书人》,这是在中国大陆五套高中语文教材中唯一入选的师陀的作品。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1946年前曾用笔名芦焚,河南杞县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师陀文学作品的价值曾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师陀是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在1937年获《大公报》文艺奖金(同时获奖的还有曹禺的《日出》、     

师陀乡土小说的“吃人“主题

师陀乡土小说中的“吃人”主题既有对鲁迅小说“吃人”主题的继承,又有自己新的发现,可以说,在师陀手里,“吃人”主题走向泛化和深化。“泛化”表现在他看到“吃人”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深化”表现在“吃人者”与“被吃者”关系相当复杂,“吃”的方向不仅是统治阶级“吃”被统治阶级,有时恰恰相反,“吃人者”与“被吃者”可以互相转化。     

师陀创作研究综述

现代作家师陀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目前，关于师陀创作的研究也已由早期的杂芜逐渐走向成熟，在研究观念、研究视角、研究深度与广度诸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但整体上仍存在不足。本文将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时段，对师陀创作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进一步的关注。     

从《结婚》看师陀的上海叙事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细致刻画了胡去恶在上海咖啡馆、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的心理感受和语言行动,展示了其从淳朴本分、到野心膨胀、再到沉沦毁灭的过程,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质.在对上海否定性批判的背后,潜在着师陀的乡土情结:他眷恋着乡土的风物,但也批判乡村的落后、愚昧.这就使师陀的心灵陷入了双重危机: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心灵的漂泊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