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的文化观

京派作家不是一个严密的文学团体,在实际创作中也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学术界对京派的研究长期存在着激烈争议。但他们拥有相似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主要体现在自然人性观、古典审美情结和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三方面。其中这种文化姿态的形成受到了学院文化和北平文化的双重滋养。正确把握和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观,为我们认识京派作家的整体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依据;同时也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京派作家本身的蕴含与风格,认识其历史定位及现实影响,具有独特的作用。     

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京派作家的女性观

京派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具有独特性。本试从三个方面即对理想女性的赞美、对传统女性的剖析、对叛逆女性的思考来探讨京派作家的女性观，或许这正是京派的魅力所在。     

浅析京派作家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

作为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员,沈从文与其他作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观,即自然人性观,在艺术和生活审美中追求人性美的文学价值。他的作品中有大量表现人性的自然纯美的描写,营造出一种宁静美好的世界。本文主要以《边城》为例,就此展开分析。     

空间网络与文化心态:1930年代京派后期文人群体交谊述论

文人群体的交往折射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在1930年代的北平,以沈从文、林徽因、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京派"后期文人群体,凭借着《大公报·文艺副刊》、"太太的客厅"、"读诗会"等"公共空间网络"的构筑和交往,在复杂动荡的时局下,以"远离政治"的政治态度追求着独立自由的文学态度和文人品格,从而展现出了该群体所抱持的自由主义文化心态。     

无根的飘荡--论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的政治心态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化语境中，海派作家一度呈现出趋附左翼的政治热情，但这种趋附，并非出自他们内心对无产阶级政治和学的认同，而是源于他们的趋时心态及政治认识上的幼稚。一旦国民党右翼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海派作家出于对政治的恐惧便有意迴避了政治，转向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不合时宜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精神危机。     

"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

从历史存活的事实分析“京派”作家群体的成因和本质特征。以广阔的视角定位“京派”的形成和组织方式，对“京派”文学活动的主要人物作出客观的界定确认。指出“京派”作家采取的民间写作的立场和坚持文学独立自足的文艺观点。肯定“京派”独特的群体特征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

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京派作家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审美特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使人性的异化现象得以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交流与融汇——京派作家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

对于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学院派色彩的京派作家群体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分强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本文意在探讨京派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的关系,并探寻京派小说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汇中形成的文体特征。     

林徽因、凌淑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

林徽因、凌淑华和汪曾祺各以其创作成就体现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林徽因：蒙太奇和片断叙事艺术；凌淑华：具有讽刺意义的模仿；汪曾祺：“散”的美学。他（她）们共同体现了20－30年代时期的京派作家的现代性特征。     

三城记——都市景观与作家心态

高楼大厦是当代都市最直观的视觉形象,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还是城市语虻和文化地标,是都市矛盾的集中发生地。在香港作家倪匡的科幻小说中,高大的楼字是探险的背景,给普通民众带来巨大的危机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笔下的楼宇是冰冷、刻板、吞噬活力的失落之地。长居北京的邱华栋则以热切的笔调将写字楼描写成财富和成功人士的集中地,将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化都市对人的诱惑以及青年人对都市的敬畏与向往表露无疑。在不同作家笔下,香港、东京、北京三座城市呈现各富特色的风貌,城市景观和城市文化孕育并影响着作家心态,而作家笔下的城市又构成城市文化的重要篇章。     

90年代以来“京派”文学民族性研究述评

当今"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研究就具有了深刻的意义。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主要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两种文明的比较三个方面着眼,对"京派"文学民族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上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的文化构成

上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的异军突起，以独特的风格在文坛的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着重从作家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环境和主要活动区域等方面探悉成就四川作家的成因。     

1930年代“京派”美学追求的经济前提

1930年代＂京派＂虽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但有大体一致的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和他们当时的存在境遇密切相关,经济生活状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教授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以学院为依托享有很高的薪金待遇,这种待遇不但在新教育体制中处于最高层,也与当时欧美的学院待遇相当;他们在1930年代北平社会中也处于＂贵族阶层＂,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优越的经济生活是＂京派＂的＂纯粹＂＂超越＂美学追求的前提之一。     

自我与镜像:"80后"作家的文化心态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一部富有深刻寓意的作品。在小说中,道林·格雷因为画像而发现了自身惊人的美貌继而陷入疯狂的自恋中,同时他意识到画像能用光鲜的外表掩盖人道德和灵魂的丑恶,于是格雷在画像的麻痹下一步步走向迷失和堕落。文中的“画像”有着象征     

"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京派的文化理想和策略

“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是京派作家为争取话语空间所提出的一种文化理想和策略。它的形成与实施既具有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特定的政治历史原因和语境，也是对“五四”文学人道思想和自由传统的继承和追寻，同时还受到了中西文化中“对话”精神的启发和影响。而自由平等的“对话”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派特有的“太太的客厅”与“读诗会”，二是他们的“对话体”和“谈话风”散文创作。     

论知青作家的“失乐园”心态

论文选择心理角度透视知青作家的精神存在.认为知青作家反思知青生涯的"知青磨难"状写、"远村岁月"感悟和"神奇土地"拟构三种精神姿态的心理逻辑,面对新型时代语境的强化精神生存、崇尚世俗实用和热衷知青琐事三种精神立场的心理渊源,以及不同精神态度间心理元素的某些内在一致性,都表明知青作家的共同心理底蕴,是由其"本性再生"时期的悲剧性知青经历及其体验所决定的"失乐园"心态.     

论“京派”作家之于伍尔夫汉译与接受的贡献

在民国时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汉译与接受史上,"京派"作家拥有无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他们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精神领袖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美学和意识流小说的仰慕,是其审美主义旨趣和推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自觉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对伍尔夫作品的汉译作出贡献的"京派"成员主要有叶公超和卞之琳,萧乾的伍尔夫研究则具体而微地映现出现代主义文学在特定语境制约下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