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

清末民初 ,中国典籍分类法突破“四部”分类框架后 ,逐渐形成了“新旧并行”局面 ,并随着杜威十进法的引入 ,转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由于典籍分类与知识系统之分类密切相关 ,故典籍分类之演变 ,不仅仅是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 ,而且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转变之重大问题 ,是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重要体现。所以 ,以杜威十进分类法替代四部分类法之过程 ,既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拆散 ,归并到十进分类体系的各种学科门类中之过程 ,也是将“四部”知识系统整合到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过程。正是在典籍分类法之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中 ,“四部之学”逐渐被分解、消融、整合到以学科为骨干的近代新知识系统之中     

先唐文学中的政治痕迹——论政治与先唐文学的变迁

先唐时期文人热衷政治的传统已根深蒂固,参政辅政之风对先唐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官场浮沉不仅影响了当时文人百姓的生活,而且让先唐文学作品带上了时代特色。重大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大面积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黎锦熙先生与《书目答问》

黎锦熙先生用张之洞名著《书目答问》一书作教材给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讲述“要籍目录”课程的情况是：一、将重点书籍四部分类法号码换为图书十进分类法号码，以明古今分类法之不同。二、从《书目答问》的著录中选介学生应购、应读、应看之典籍，并予以评论。三、将选介典籍分为三等，各以符号标记之。四、补充张著未著录之重要典籍。     

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古籍分类实践与分类法探索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彝文古籍中以宗教典籍居多,自然科学类的典籍文献甚少,社会科学类典籍的内容体系也不完善.因此,对其分类既不能完全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也无法完全像汉文古籍那样依据<四部分类法>.于是,我们在国家图书馆馆藏彝文古籍的分类实践基础上,参考有关现代图书分类法和以往彝文古籍分类法的研究成果,进行探索和归纳总结,建构一套符合馆藏实际的分类法体系,将国家图书馆彝文古籍分为23个大类.     

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是著名的唐代古碑,碑文详载了南诏初期的历史、天宝年间的两次战争,及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许多史实为诸多唐史典籍所失载。以碑文所记为纲,参照其它史书加以研究,可以认为:唐与南诏的关系带有功利色彩,虽然曾爆发战争,但合作是主流。     

典籍英译的认知心理框架解读--基于《孙子兵法》英译的历时研究

探讨了英语译者英译中国典籍时体现出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英语译者会有选择地翻译中国典籍;二是英语译者对中国典籍的误解与误译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这两个问题关乎到文化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以认知心理学的心理框架为诠释手段,从心理框架的逻辑层级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宋元以来四部目录及二级子目分类方法的变迁

本文综述了宋元至今日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源流,通过列表等方式将《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五部最主要的官私大型目录进行分析比对,探讨了我国近千年以来图书四部分类法演变的轨迹,尤其是二类子目分类方法的变迁,使中国古代各时的典籍种类有一个直观的呈示。     

何谓“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对典籍的分类法。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白虎通》等。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     

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

长期以来，言小说的分类法和类名一直较为混乱。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法及类名的基础上，唐代言小说可以先分为志怪、铁事二类，再作第二层细分：志怪分为杂记、杂史杂传、地理博物三类；铁事分为逸事、琐言、辨订、箴规四类。在言小说分类实践中，要摒弃一些不准确的分类法和类名，逐步建立言小说的分类体系。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

王青教授长期从事先唐时期的宗教、神话、小说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社科项目,已出版《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中华书局2007年）、《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     

从唐代以前的典籍看汉代河间地区文化繁荣的原因

中国古典文献典籍中常常出现“河间”、“河间献王”等字眼,并且它们都与文化相关。经考证,河间地区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在汉代,在从唐以前的典籍中有关河间地区文化的史料的整理中发现,此地区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三个重要方面,即河间王的重视、中央统治者的重视及人才的辈出。这一论题的研究整合了有关河间地区文化的资料,论述了文化发展繁荣的原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论魏晋南北朝佛学典籍中的孟学观

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常常成为魏晋南北朝佛学典籍吸收的内容。典籍的编著者认为孟子善性与佛教善心相通,佛等同于孟子说的"先觉",其仁政包含了佛教的不杀生。宗炳对孟子是先贬后褒,《牟子理惑论》吸收了孟子距杨墨、夷夏之辨以及权变思想。魏晋南北朝佛学典籍对孟子思想的吸收,既显示了整个时期孟子学的共同特点,也显示了其独特处。     

对“植物分类学”课程教学的再认识

本文在明确植物分类学概念及其重要性后,从＂教＂与＂学＂两个角度探讨植物分类学的改革与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作为引导者,先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后对教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改进。学习过程中,学生应作为主体,做到提前预习,认真听讲,反复记忆,及时总结,善于思考,勤学好问,学会利用学校与网络资源。通过改革与实践,有利于提高植物分类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续写“文献名邦”辉煌——大理市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纪实

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远在南诏时期,大理就“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当时许多子弟学习“孔子之诗书,周公之礼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更是人才辈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和文献典籍载人史册,出现了“理学名儒,项背相望”的局面,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献名邦。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不熄的火炬,是社会经济通向明天的桥梁,是培养人才、     

典籍英译：困境与出路

国内学者指出典籍英译存在的两个问题是：典籍译者和典籍学者的两张皮现象;汉语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有关典籍互译的差异问题。总的来说,这是典籍英译的一个困境。而典籍英译与典籍研究论著的英译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两张皮和文化差异问题。     

典籍英译研究视角的嬗变

本文对过去十多年来典籍英译研究理论视角的发展及变化情况进行了回顾、梳理与展望，展示该时期学者们对典籍英译研究不同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以期对典籍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所启发。     

文言小说的“类”

如何厘定文言小说的"类"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典籍文献中关于区分文言小说"类"的观念与方法,分析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审美趋尚,指出文言小说的分类宜从风格上把握,不宜从题材上去把握:可以分为"晋类"和"唐类"。     

咬“文”嚼“字”：唐代宫廷的器物分类法

以唐桥陵墓室内刻有编号的14块青条石的研究为依据,参照唐代诗人王建《宫词》中对于唐宫器物分类法的记载,可揭示出湮没已久的唐代宫廷《千字文》分类法。这是一种《千字文》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它在实际使用中几经演变。发现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判定唐代宫廷制造与民间制造的界限。     

SOLO分类法在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SOLO分类法是一种新的评价理论,它在教学评价中的应用值得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SOLO分类法对学习理论的贡献：把“阶段”观念迁移到具体的学习任务,使之能应用到教学实践;解释了功能方式的转换,克服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理论困难。教学评价中的应用：为评价学习的质量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为不同学科的教学评价构建了一个比较学习质量的共同平台;为开放性试题的评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先唐礼制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先唐文学的自在特征并不完备,外在环境对先唐文学的演变有着重要作用。礼制规范是文学外部条件之一,对先唐文学的发展变化有着深远影响。先唐礼制与文学都是特定时空范围内华夏族的文化产物,两者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主要体现在主体的一致性、接受对象的一致性、礼制对文学目的的规范作用、礼制规范对文学传播的控制等方面。先唐礼制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题材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