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动员评析

文化动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事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化团体,其卓有成效的动员机制、模式和功效,都典型地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动员的特点。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协,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目标的明确性、组织的半严密性、成员的复杂性以及与生俱来的官方色彩。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表征,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嬗变,无不与民族、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变革息息相关。文协的文化动员体现了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在应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时的嬗变。     

中国近代化专题复习指导

中国近代化是指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制化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全方位的变化,它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1919年以前,中国近代化历程经历     

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时人民的作用

正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引进中国,中世纪欧洲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政治结构变化中探讨问题。中国学者期待从中国优秀史学传统中汲取智慧,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民族国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为打造国家形态转型的中国阐释,并且厘清近代民族国家诸多理论问题,2020年10月28日,学者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近代国家兴起的理论与路径"小型研讨会。该研讨会从政治结构变化、人民的作用、民族文化兴起与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3个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中国学者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看法,并着重讨论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时人民的作用等问题。我刊编辑部根据该研讨会专题,选定部分学者发言,经作者本人修订后形成论文,以专题形式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建构平台与自我展示:留学生与近代公共文化空间——以学会、报刊、杂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留学生群体发展的过程,亦是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过程。具有双重文化性的近代留学生群体在国内外创建学会(社)、创办报刊杂志,并通过这些传播文化、争论问题、互动交流、展示自我,于是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形成。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与西方社会所谓的"公共领域"不同,前者是产生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土壤,其功能的具体表现既有文学式的优雅,亦有政论式的急峻。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样态解读 ——以罗家伦为个案的剖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须承担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得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追求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的政学两栖型人物,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解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公共领域与小康社会

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主动培育和发展公共领域,以加速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一)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领域属于现代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我们知道,任何人类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的有机统一体,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职能。这些职能主要表现为:在     

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对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是当今我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一,对此问题,应将社会动员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下来讨论当下社会动员所具有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意义。传统的社会动员理念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社会民主化的现实。社会动员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要求是现代国家建构和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而关键是改变对社会动员的管控思维方式,将社会动员纳入到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上,从而避免非制度化与非法治化的社会动员所导致的冲突、对立和混乱。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略论近代忧患意识及其特点

<正> 近代忧患意识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近代先驱们忧国忧民忧道,并把忧患意识和救亡运动相结合,为拯救苦难的中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探讨近代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民族权益,民族生存和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封建制度的衰败,激化了晚清社会种种新旧矛盾,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伴随着坚船利炮,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使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急剧冲突。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交相为厉,近代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境遇和时代的苦难促使近代先驱去探求救国救民之道。近代忧患意识正是近代先驱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     

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变革

在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伴随着古代文化的传播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艺术、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都开展了社会革新运动。佛罗伦萨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一方面是脱离了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体系,以人为中心的世俗主义生活方式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要共和不要专制,国家培育公民的社会道德意识,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活动的管理,在实现公民智力和道德上的进步的同时推动国家的强盛自由和意大利社会道德上的复兴。     

论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构建

公共领域虽然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理论话语,但它对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也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来看,公共领域是监督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有效机制,它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进而促进着当代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     

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发展--对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

有效的合理化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乡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以国家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高强度动员与监控为根本特点的，国家力量的特殊作用保证了国家政权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但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国家动员与监控的深度问题、集权与分权问题。总结建国以来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应在已经集权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社会的自主空间，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因此，以发展基层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政权建设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应以名副其实的村民自治来推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乡村现代化的实现。     

民初中央和地方关系探析（1911－1916）

民初的央地关系一方面处在国家转型的大环境下,另一方面也深刻制约着国家的转型。辛亥革命后,由于对抗性的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始终没有获得充分合法的权威,积聚起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兴的主导力量,这支力量必须能打破央地权力的既有格局,有效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动员和治理,唯其如此,才能把中国引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性道路。     

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是指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及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核心是以国家观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近代思潮的发生、发展，是外部冲击与内部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生存方式的认识史；鸦片战争前后、甲午战争以后、五四运动前后和本世纪３０年代理论观念的变异或发展，是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的四个阶梯，从重建帝国秩序、创立民族国家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实现，是中国近代国家学说的三次重大转换；独立、民主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主旋律，谁能够顺应这一潮流，谁就能掌握中国的命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权威转换与重塑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领域出现了公共权威弱化及其流失的现象,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公共权威,需要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公共权威——法理型权威。确立法理型权威,必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威;必须加强法制教育,使法律意识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内化为公民的共同信念、民族精神、社会共识和集体文化     

中国共产党成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基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视野分析

文章用“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分析了近代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发现近代中国“弱国家—弱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决定了“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转型道路行不通。基于“政党中心主义”逻辑，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成为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结果是：国民党由于自身局限性，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成功组织并整合国家和社会力量实现国家转型。这样也就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视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舆论与动员：西南联大学人演讲论略——兼论学人之“国家观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主动承担起抗战救国与学术建国的双重使命,他们通过演讲的方式传播思想、报告世界战局和国家形势、坦陈国事意见、普及文化知识以及动员学生从军。他们的演讲使学生和民众对时事、战局、文化等有了比先前更科学的认识,有效地形成了第三方的舆论战场,积极塑造了学生和民众的“国家观念”：即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爱国、进步的政治意识;追求民族独立、时不我待的壮志豪情。西南联大教授们以演讲为主的大众传播形式呈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有力地彰显了学术救国与文化抗战的国家观念,饱含着真挚的爱国热忱。     

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开放运动及其当代启示

进入近代,中国人民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社会各阶层通过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寻求民族进步与发展,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反对,改革都难逃脱失败的命运.中国近代改革开放运动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思变"到"变思"——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嬗变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在挑战中应运而生。从意识到“变”的必要性到致力于变革技术,从主张变法到主张变体,从制度革新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变,近代中国公共领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虽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有着某些先天不足,但它对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