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作家对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重新阐释——以孙毓修为例

以孙毓修为代表的近代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重新阐释是近代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它反映的是近代社会改良的政治需要对儿童文化的要求,是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在儿童文化领域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在西方儿童文学观念的初步影响下,近代儿童文学作家开始重视儿童的阅读要求,形成以儿童为中心建立儿童文学的思想要求,加之西方儿童文学文体的启示作用,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传统资源,发掘其中符合现代儿童文学文体要求的内容,文体意识由模糊到清晰,文体形态由传统文体与现代儿童文学文体的杂糅逐渐过渡到新的儿童文学文体.     

走向世界还是回归传统——郭嵩焘、刘锡鸿思想比较研究

郭嵩焘与刘锡鸿作为传统士大夫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印记,又同时作为晚清首任驻外正副公使考察西方文明,但他们的思想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要不要“师夷长技”、西洋富强原因、夷夏观。郭刘的思想分歧实质上反应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东晋诗人陶渊明休闲思想探究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辞赋中,有很多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休闲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绮丽的一块瑰宝。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儒家、道家、还要是佛教,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休闲观,我国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休闲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休闲思想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动乱的社会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士大夫更倾心于移情于山水之间。而这其中,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可谓独树一帜。本文主要从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陶渊明作品中休闲思想的内涵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休闲思想。     

明洪武专制统治下的士林学风及其嬗变

洪武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士风随之丕变.一是谨固柔顺成为士大夫心理的显著特征:在朝官员远祸保身,惟恭惟谨;在野处士隐者矜持敦厚,明哲保身,视仕途为虎穴,避之惟恐不及.二是高压统治下,士大夫的心灵世界和主体意识渐趋僵化、板滞和沉寂,原本可贵的自觉、自适和自由意识趋于淡薄,粉饰之辞泛起,导致明初学风的拘谨和文坛的暗淡.三是文化专制政策使士大夫对传统文化的怀旧心理和复古意识日渐浓烈,他们重倡“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希望恢复先王礼乐,重振汉唐雄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近代转换——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基本途径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传入及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其变革途径是多样的,其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且不同时期变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概言之,是通过批判、继承和重新解读传统文化,认同、吸纳和诠释外来文化等途径完成这一近代转换的,并在此基础上融合形成了中国近代新的文化传统,其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翻译小说中的近代精神——以甲午战争至小说界革命间翻译小说为例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传播西学、宣传变法。此时西方小说的译入主要以传播思想和输入文明为目的,其中最为译者所关注的乃是科学精神、法制意识和民主自由精神三个方面的内容。翻译小说中的近代精神给中国传统小说带来变革的原动力,进而引发小说界革命。     

传统士大夫缘何走上维新之路——以刘光第为视点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刘光第缘何走向维新之路,其原因有三,第一是“三爱”思想,即爱国、爱民、爱乡,三者合一,促使刘光第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众、家乡连接在一起,最终助推了他走向维新之路。第二是家贫与出仕,生活的困苦促使他必须出仕,必须有所作为,参与维新乃是路径。第三是自身素质,如忍耐、勤勉、慎言、变革思维、忧患意识等,这有助于他与维新派思想上的相通、暗合。总之,刘光第走向维新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界笼统地将之归为爱国一点,不足取。由刘光第推而广之,我国传统士大夫走上维新之路,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舞台上分化、转型而生成新的认知,其中自然蕴涵着共性的存在——爱国情怀,而其个人的内在因素及自身素质,也是左右其分化结果的重要所在。这种历史发展的个性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探求近代社会的原生形态。     

论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素质的嬗变

晚清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素质包括三个方面：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传统习性。就进取精神而言，晚清知识分子明显带有悲剧、迷茫色彩的忧患意识；就开拓精神而言，又与古代的士大夫不同，形成了以重科技、发展实业为核心的经济意识；就传统习性而言，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取舍，导致产生中西地位反向互换的文化意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主体内容是积极的，对当时社会的转型起了相当的影响。     

儒道释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

中国的悲剧意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而独具特色:儒家既定的人生框架束缚下的伦理道德悲剧,道家虚无人生价值映照下的生命悲剧,佛家的无边苦海包围中的生存悲剧。儒道释三家思想使得悲剧意识深深扎根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并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同时,儒道释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国的悲剧精神,造成中国古代很多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论戊戌前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戊戌维新变法前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看到晚清政府准备推行教育改革,设计了系统的教育变革方案,并积极上书晚清政府.其设计主要包括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系统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内容在迎合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同时,体现出近代教育的要求,其目的则在于获取中国新式教育的领导权.     

从传统到现代的二重性--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近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与否定,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传统文化眷恋不舍.王韬的文言小说正是反映了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心态,他在妇女观、婚姻爱情观、科举观等几个方面都体现出经过了西方文化洗礼的崭新的价值观念,但同时对传统文化仍然藕断丝连.     

老子“复归于婴儿”观念与华兹华斯“童年主题”比较

老子和华兹华斯在人类文明发展两个蝉联的阶段．即哲学阶段与科学阶段，分别把“复归于婴儿”、“追忆童年”作为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传统之中．对人在文明困境中“存在”的关注却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某种承续性。而华兹华斯的复归意识相对于老子而言．更具有近代危机感与自觉拯救色彩．他们的复归意识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都得到回应．成为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重要特征     

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

报刊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变革力量。近代知识分子的几个主流群体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历史地递进地认识到报刊的重要性,他们群起办报刊,使之成为手中撬动历史的有力杠杆,既推动了社会现实的改造,实现了报刊的变革,带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群体力量的凝聚和壮大,催生了新的文化群落     

东晋南朝州镇刺史群体佛教信仰研究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士大夫在中间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州镇刺史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值得予以研究。奉佛州镇刺史对辖区内佛教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这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权力优势、个人强烈的宗教热情以及担负的文化主导角色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李贽与王阳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者

本文把李贽与王阳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历史中进行了考察 ,对二人的思想特质和区别 ,他们在传统文化思想新变中的作用 ,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 ,李贽比王阳明更具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民主色彩。如若说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新变的启蒙思想的先导 ,李贽就是这一启蒙思想的代表与旗帜。正是在李贽思想影响下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潮流 ,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变。     

张謇与梁启超的生平交往

张謇、梁启超近三十年的交往大体分三个阶段：维新变法时期,二人由相识而开始了初步的交往,＂是群非党＂真实写照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民国初期,政见的一致和共同的理想,他们在政治上步入了紧密合作的时期,相诚以待使他们渐成莫逆之交;五四运动及之后,为国家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他们以在野身份展开了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全面合作,进入了交往合作的密切期。张、梁的交往,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自觉高度上的大义之交,折射出过渡期近代士大夫的爱国情怀、宪政理想、民生意识和文化夙愿。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历史反思

学习西学是挽救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必由之路。然而,近代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虽然开展了学习西学的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并未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理想。概括来说。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一）近代中国学习西学属于被动式的学习;（二）清政府不积极开展和支持学习西学活动;（三）只强调学习技艺,忽视人。文精神的学习。这些特点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略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建立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是小说理论家借西学东渐之势变革传统文学观念的初步成效,林纾、严复和梁启超等人从情、理、事三个不同方面与西学构成纽带,使得小说开始了近代转型,确立了近代品格,产生巍然可观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以开启民智为主导思想,强调小说的政治功用与社会地位,并对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创作手法作了多方面的阐述,成为整个近代文学思想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