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对策研究

我国现行的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是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发展,阻碍了非政府组织发挥其积极作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新型互动关系、建立直接申请登记制、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等策略,创新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新进程、影响与展望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念就是要缩减政府管辖的事务范围,更多更好地依靠社会自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组织改革以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改变双重管理体制,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利益产生更大影响。     

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

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即已确立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得以继续保存,使商会免除了被解散取消的厄运,这对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即一直争取合法生存权的商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斗争目的。     

我国行业培训的未来发展趋势

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在行业 培训中的主导性将越来越强 1．体制改革给行业协会等组织积极主动地履行培训职能提供了强大推力。随着行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政府对某些行业领域的管理和支配功能逐渐消失,行业协会等组织将逐渐承担起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操作性的职能。     

慈善事业：中美差异及其启示

中美两国慈善事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中美慈善文化具有“博爱”和“仁爱”的差别：美国基督教的慈善思想强调本能意识,具有民主性且开放,而中国儒家的慈善思想则重视道德教化功能,政治色彩浓厚且比较封闭。第二,中美慈善管理模式具有“民间主导”和“政府主导”的差别：一是美国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程序简单、条件宽松、形式多样,而中国慈善组织的注册登记采用双重管理体制;二是美国慈善组织的税收管理制度成熟,而中国慈善组织的税收管理制度不成熟;三是美国采用多种监管模式并存的监管制度,而中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采用的是以行政为主的多主体监管制度。第三,中美慈善组织的发展也有成熟与稚弱的差别：美国慈善组织数量多、类型多样,专业化程度高且社会公信力高,而中国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少、类型单一,专业化程度不够且社会公信力低。因此积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加快推进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创新,并努力营造慈善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自发型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思考——以温州商会为例

文章先从企业与商会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温州商会迅速崛起的原因,认为是其能为会员提供俱乐部产品,减少交易费用,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接着从温州商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着手,利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详细分析了商会会员在内部治理中"搭便车"的现象及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利用激励惩罚、界定产权、缩小成员规模、服务付费等方法来成功解决内部监管中道德风险的问题,以实现组织的有效管理并激发商会的活力。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并没有组织基础。为完成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国民政府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的影响和作用,保定商会也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满7家以上同业商户组织同业公会,在同业公会的基础上,组织商会,因而,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国民政府通过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     

关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构想

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环境管理的关键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管理体制、进行跨区域垂直监管、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实现环境管理法制化和加强县乡级机构建设等改革环境管理体制的若干构想。     

对优化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A省M市为个案

商会是政企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商会的地位不断提升,外界对商会的期待也不断凸显,为此,新形势下加强商会组织建设已是当务之急。本文以A省M市商会组织建设为个案,通过M市商会组织建设的基本情况的调研,该市商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最后进一步分析加强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通过该个案的分析,为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一些可行的路径分析。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目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的高发时期,而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地完成对各种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非营利组织在危机管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势在必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较快地发展,并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危机应对中还存在着各种困境,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因此建立和完善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改革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构建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调机制;完善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监管机制;提高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等,就成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非营利组织危机应对能力的应有之义.     

河南商会建设与组织化问题探析

商会作为重要的社会自组织,它的组织化发展是促进商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实现社会管理组织化的必然要求。河南省商会组织在组织化发展中存在组织权利界限不明、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管理控制不得力、整体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河南加快商会组织化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商会组织的组织权限;完善商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提高商会组织的整体组织化程度。     

张家口商会始立及其沿革

清末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商会组织先后建立,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张家口的商务机构起始于清光绪末期商务总局,但商会正式成立的确切时间是清宣统元年,直至1950年底第一届张家口工商业联合会成立结束。数十年的历程,期间社会的变革引起商会组织多次变动。张家口商会(务)组织名称及其机构的沿革经历了商务总局、商务公所、张家口商务总会、察哈尔张家口总商会、察哈尔张家口商会、察哈尔张家口市商会、张家口市工商业联合会等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改选及其困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天津商会两次换届改选过程中,政府都没有直接加以操纵和控制,而是由商会自主进行。即使是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就改选出现了严重争议,政府也没有借机干预,故商会仍然能够像以往那样自主进行职员和领导人的选举,继续保持了原有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天津商会的发展却一直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甚至经常连会务都无法正常维持而处于瘫痪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在各方面打压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从当时天津工商业发展困难以及商会自身寻求原因。     

我国商会立法模式之选择

商会是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会员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代表并维护会员企业权益的好帮手,又是承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发挥着沟通、协调宏观与微观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现已建成以全国工商联、贸促会、企业联合会、商业联合会等大型全国性商会,多家地方商会、多种行业协会并存的商会体系,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队伍,拓展活动领域。但随着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凸显出了不少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一些有关商会的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法规,却始终没有出台一部商会基本法来规范商会组织,解决出现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外国商会法律制度,探讨适合于我国商会发展的法律制度。     

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

商会是在清末出现的最为普及、影响也最大的新式商人组织。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全国掀起了创设商会的高潮。明清以来山西商业虽然发达,但在商会的创设过程中却表现得相对迟滞,这与山西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注定了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山西商会也可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但由于其与传统势力的联系紧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相对有限,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依赖和受制的关系,而较少自主性,这与沿海大埠的商会组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广东异地商会管理制度改革趋势探析

近年来,在粤异地商会发展迅速,但是国家、广东省有关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却显得有些滞后。基于在粤异地商会实际发展情况,结合珠三角各地政府出台的鼓励异地商会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再综合考虑国家以及广东省政府的有关框架精神,文章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广东有关异地商会的政策走向将是：县级异地商会将会合法化;二元管理体制,将会逐渐向一元管理体制转变;珠三角各城市群之间的商会合作方式将是下一步政策研讨的内容之一。     

工商所网络化管理实践

加强工商管理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优化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及管理方法、手段、人员等,从而保证监管目标的顺利实现。北京工商系统全部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监管实现了具体化、责任化、网格化,改变了以前那种粗放型的监管模式,这一监管方式更具现实性和先进性。本文以笔者所在辖区为例做一介绍。     

国民党训政时期的中政会

训政时期中政会作为国民党训政的最高指导机关和党政间的"惟一"连锁与枢纽,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对训政大权的垄断和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控制,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重要工具。训政时期也是中政会形态最完备、组织最健全、作用发挥最充分的时期。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

通过田野调查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发现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近年来虽然数量上有所增长,但是仍旧存在服务质量不高、双重管理体制弊端、扶持制度缺失和枢纽型组织不成熟、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优化外部支持系统,构建决策监督评价机制,建立联盟组织治理机制.     

“党规”与“国法”:国民党民众组训体系中的社团制度分析

1927年4月,国民党在由革命党一跃而为执政党,其民众运动方针也由"运动"转向"组训"。具体方案是在党内设立民众训练委员会,颁布系列党内规章及政府法令,构建起以职业和社会团体为中心的民众组训体系。党规直接体现国民党试图重构党民关系的政治意旨,政府将之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推进,此正为以党训政的既定路径。职业及社会团体的政治与专业职能制度边界虽由此大体确立,但党规与国法的表达重点仍存差异,党政之间组织及主义的传导存在落差。国民党虽试图通过社会部改隶、强化党部督导等办法来调适组训体系之内存矛盾,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界在以商会、农会、工会及自由职业者公会等团体为中心讨论国家-社会关系、党民关系时,需要关注到职业团体在组训体系中的制度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