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苦难叙事的艺术特色分析

严歌苓小说的苦难叙事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在其小说的苦难叙事中,价值观的不确定性使其小说苦难叙事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人性的探究与挖掘使严歌苓小说苦难叙事具有厚重的思想深度;坚韧与接受使严歌苓小说苦难叙事充满了希望与温情;宽容与理解使严歌苓小说苦难叙事走向包涵与融合。其小说的苦难叙事不止于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具特色的是注重人类共有的、人性层面的开掘,表明出鲜明的人文精神特色,为海外移民文学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性别浓雾下的人性之花——论严歌苓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双性同体意识

严歌苓小说中的大量女性人物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性别特征,不仅契合了"双性同体"理论对于跨性别者的论说、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严歌苓通过立足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人物塑造方式和人性更先、更大于女性或男性性别划分的创作理念,表达出对"人性"主题的高度关注。     

戴着镣铐起舞——解读《红日》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这样一个文学叙事放逐男女情爱的文学年代中,长篇小说《红日》与同时期同题材文本相比却存在更大篇幅的情爱叙事。《红日》中的情爱叙事不仅在文本中占有很大篇幅,涉及人物众多,而且也没有完全遵从主流叙事成规而放弃艺术表达的个性。小说中对“家庭”的重建,满足了那个文学表达中“家庭”缺位的时代的人们对“家庭”这一私人化空间的想象和认同。它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游离于英雄群像之外的个性鲜明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从叙事学对其考察时,我们又发现,隐蔽的叙述者使叙述权威降到了最低,而接受者却拥有了更多的再创造和不断阐释的空间。叙述中的跨性别视点和对“雄化”修辞的悖离,则更大程度上还原了女性具有独特个性又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寻求两性存在状态的“平衡”——论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情爱叙事

文学的发展水平与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同步。王安忆在现代情爱的背景下,反叛与超越政治伦理叙写,开掘人性因素,追问和探询两性生存状态中的平衡和谐之道。在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世界里,王安忆宽容地放纵女性的欲望,温情地宽恕男性的怯懦,既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窠臼,也洞穿情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表象,直指人性最隐秘的情感,体现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阉割”与“人性”——论严歌苓男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双性同体意识

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性别神话,在男性人物的塑造上多以病态、萎靡和缺乏男子气概的形象出现,生理或心理被"阉割"的表征使他们具备了"双性同体"的性别特质,表现出作者立足性别、超越性别的创作理念,和对"人性"母题的永恒关注。     

挣扎在畸形生存空间的女人

在封建阶级人伦道德的高压下，有一群女人在没有情爱性爱的畸形生存空间中挣扎，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导致心理危机、人格缺失、行为变异、人性毁灭。其悲剧内蕴极其复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觉醒的新文学作家，以真切的感悟和民族生活的现代化追求为双重的心理驱动力，把两性之爱作为社会人生的聚焦点，揭示了社会、历史、文化、道德诸多矛盾和复杂关系，使之具有丰富的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且表现了现代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改造的自觉意识，超过性文学史性美感体验和性观念对象化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哲学意蕴     

浅谈张爱玲小说的“人性”叙事表达

张爱玲对人性悲剧的深刻体验赋予她的文章不同寻常的人性观点。她的人性观超越了时代、阶级的限制,抛开了政治、道德的外衣,向读者展现她所直面的人性本真。特别是张爱玲小说的叙事充满张力,各种技巧在她手里相互补充、融洽无间。她的心理刻画让读者感受人物命运的同时,领略到人物心灵深处的内容。她的意象描写密度极高,更令人回味。她的语言风格雅俗共赏、卓然不群……这些语言技巧,使得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精髓更加深入人心。     

身份迷思与科学选择——对克隆人小说《秘密》的伦理思考

美籍波兰作家伊娃·霍夫曼的小说《秘密》将克隆人爱丽丝的身份之谜作为叙事主线,探讨科技时代人类滥用科技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小说特色在于将科技伦理和人物心理活动相融合,揭示生物工程对人类身份和人性等潜在影响。本文从文学伦理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的"暗恐",探讨小说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分析作品的伦理内涵与道德意图。本文认为,爱丽丝的心理困惑、乱伦之恋、身份诉求等伦理结的生成与解构,体现了这部"软科幻"对科技时代人类的终极关怀,以此对非理性的科学选择提出了警示。     

论严歌苓小说的“对白”叙事

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在小说叙述中借鉴戏剧的文体特征和剧本的创作技巧,用"对白"来完成叙事。严歌苓用富于戏剧性的对白展开小说的矛盾关系,在对话中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推进线索,并用对白的方式为叙述收束,从而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戏剧性品质。     

撼动“传统”的手——试论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的思想潜流

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从小说初始就抛弃战争叙事的沉重而庞大的传统,置换成少女“私人化,,的记忆书写,这意味着作者在叙述这个置于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故事时,目光始终逼视着隐秘的人性,同时通过她塑造的女性形象,我们发现一种推崇女性或者‘‘雌性”魅力的思想确实隐秘地存在着。这个表面上富含传统观念、遵循传统叙事模式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只撼动‘‘传统”的手,严歌苓通过它表达着读解人性和关怀生命的方式。     

关于严歌苓作品影视改编的思考

严歌苓作品受到影视改编的关注,原因在于原著的“历史叙事”和“传奇性”易实现影视盈利的目的,“伦理视角”和“民间智慧”降低影视改编难度。严歌苓作品中常有影视思维的渗透,但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亦有得有失,质量参差不齐。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金庸小说在武侠叙事之外,还有一个言情叙事的存在。其作品通过言情叙事来彰显人的生命价值,从情爱本质的拷问中展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情侣们携手江湖还表现了金庸小说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小说中丰富的言情话语已经构成情爱诗学。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孩形象

＂女孩形象＂是严歌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人物,这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严歌苓笔下的女孩形象一方面折射了作家的创伤性童年经验,另一方面体现出作家细腻而又活泼的女性叙事视角。严歌苓塑造的女孩形象可以分为＂文革＂与＂成长＂两大类型,她们均体现出了女性特有的心灵世界和真实丰富的人性内涵。     

从依附到彰显：道德教育中的个体遭遇

在群体本位的传统社会中,个体生命处于依赖与压制的关系样态,群体生命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形成了一种群体性道德范式,道德以及道德教育更关注群体生命层面,压抑个体生命的整体主义成为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个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得以尊重,个体从造反走向彰显,道德及道德教育开始关注生命的个体层面。从群体本位中走出,超越个人本位,走向类本位,以实现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共融。道德教育从培养“依附性”道德人格转向共生性的“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养成。     

“过程”视野下高校德育的困境与超越

由于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深受实体哲学的影响,具有知性德育的特点。在过程哲学观照下,德育思维方式要实现从实体思维向过程思维的转变,高校德育要走向一种凸显人性、接近道德本意的状态,要在过程运思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德育要超越"符号人"走向"具体人",要超越"对象性"走向"关系性"。     

走下神坛的奥德修斯———论《床笫之间》的神话原型

神话为叙事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原型资源。《床第之间》是伊恩·迈克尤恩早期创作的短篇之一,本文借助原型批判原理将《床第之间》同荷马史诗《奥德修纪》进行类比。麦克尤恩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结构,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巧妙地把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结合在了一起,试图唤醒人们去抵抗现代文明的异化,进而走向人性的复归。     

“启蒙”视野之外的叙事伦理与生命诗学——论苏童小说的生命哲学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对人性、生命、死亡等有独特理解的作家。他对人性残缺的展示、对孤寂的生命历程的书写、对最终通往死亡的无法救赎的人生的呈现,可以看到苏童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对20世纪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他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放逐了启蒙叙事对人生和世界未来的期许,建构了远离宏大历史叙事的死亡诗学,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     

中国故事的海外沉淀——评严歌苓小说《芳华》

严歌苓小说《芳华》中包含此前多部长篇的创作特色和写作母题,是作者在海外对中国故事的一次深刻沉淀。小说通过萧穗子的青春视角,以第一、三人称共存的叙事方式交合全知视角与限制视角,完成严歌苓个人经验的芳华叙事。同时,小说延续求索与逃逸的元叙述,共同指向何小曼的自我放逐,与严歌苓文化身份的不断变化形成互喻。在人与历史关系的书写上,女性主义的高扬转变为《芳华》中主体间性的平和,以人性的立场与历史展开平等的对话,共同成为严歌苓海外华文写作的新世纪特色。     

执着地品尝人生况味——论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叙事伦理建构

从现代叙事伦理学的角度看,台湾作家白先勇在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以其悲悯情怀"执着地品尝人生况味",把叙事的触角伸展到人物命运的内核,触摸到人物生命内层的脉动和心灵深处的战栗;以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力,表现了内在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展示了人性范畴内的生命内容,从而建构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方式,创造了一种文学道德--人性之美、生命叙事.     

反现代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废都》中的情爱书写

在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层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废都》均以情爱主题开始了反现代性书写。其中,"两性乌托邦"的筑建使人们在和谐统一的情爱关系中回归人性本真,反抗理性异化;"个体理想家园"的返归使人们冲破现代性桎梏、重获生命激情成为可能。不同的是,劳伦斯在现代性完成之际对反抗之举持积极看法,而贾平凹在现代性未完成时,其反现代性探索只能走向矛盾而败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