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农事诗初探

在中国文学史上,农事诗最早出现于《诗经》,此后千余年罕见农事诗。很多文人受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一般都鄙视农事及其劳动者。直至魏晋陶渊明,他歌咏农村的风貌,描写农民的艰苦生活,以自我躬耕实践、情感体验表达了对农业的热爱与重视,其农事诗的历史地位备受重视。     

《诗经》中农事诗的时代特点——农民写自己的农事

《诗经》中的农事诗具有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农民写自己的农事,后代诗人大多数的诗人都是写别人的农事。     

杨万里的农事诗和“诚斋体”的自然世界

在“五育并举”的背景下,统编教材从《诗经》和杨万里的作品里选择了两首农事诗配合劳动教育。除了《插秧歌》之外,研读杨万里创作的其他农事诗,发掘这些农事诗的教育价值,有利于开展农事诗劳动教育的拓展教学。     

陶渊明田园诗与《诗经》农事诗之承传--《诗经》与陶渊明之渊源关系探讨(二)

《诗经》与陶渊明，从时间上看，两相去约在千年上下，但化承传的穿透力是任何时空都不能阻断的，不因时隔千栽而中断，也不因江河异域而消失。从其歌咏生于斯、游于斯、乐于斯的农村生活这一空间来看，《诗经》与陶渊明之间，这种化的穿透力有着极为清晰的表现：他们都歌咏农村生活的愉悦、表达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描写农民(奴)的艰苦生活、表达对理想田园的渴望——陶渊明的田园诗，渊源于《诗经》的农事诗。     

《诗经》农事诗的教学问题

农事诗的教学开始于对其内涵的明确,经于对其特点的总结,落脚于对其任务群的设计。因此,在基于教材,又不囿于教材编排的前提下,文章以《诗经·周南·芣苢》和杨万里的《插秧歌》两首农事诗为例,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阐释。     

明代贵州的农业与农事诗——以《黔诗纪略》为线索

《黔诗纪略》中的农事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明代贵州农业生产状况和生产水平的艺术表现和缩影,这些诗歌客观、鲜明地反映出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地区农业耕作方式,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对明代中后期与清初官府租赋的压榨与战乱下,农民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致刻画,为农事诗这一古老的诗歌体裁,增添了具有时代与地域特色的内容.     

从《诗经》雅、颂篇中的农事诗看农事与宗教祭祀的统一

通过对《诗经》的雅、颂篇中农事诗的剖析，可以看出这些上古神话和发育不完全的史诗折射出啄始初民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拜土意识，这些诗歌是农事诗，也是宗教祭祀诗。     

中晚唐农事诗的艺术特色

中晚唐农事诗是中晚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直面现实人生、反映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借鉴了传统叙事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内容的真实性、写作手法的叙事性、乐府体为主的诗歌体式以及朴素自然的语言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居夔期间的农事诗看杜甫晚年的儒道兼容思想

流寓至夔州时,杜甫已是遭历了人生的大苦难,对人生、社会及历史都有了更为广阔而深刻的体验,一生理想与现实的激荡也已尘埃落定。此间的农事诗尽管是其晚年夔州诗的一部分,但为农夔州,充分地蕴含着近乎一个普通农民的诗人面对一切现实的悲欢忧乐,因而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诗人晚年的主要思想,即儒道高度统一思想。     

《诗经》与《窝果策尼果》农事诗比较研究

《诗经》和南方哈尼族古歌代表作《窝果策尼果》里面有许多反映农耕文化生活的农事诗,这两部作品中不仅有农业生产的影子,更多是直接描述农业生产生活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篇。正是由于北方中原汉族和南方哈尼族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农事诗在内容、艺术技巧和语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两者差异性的研究,可以深入认识中国不同民族、地域诗歌的风格和魅力,是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作品多样性、复杂性的重要途径。     

范成大仕桂诗：文化审视与历史经验表达

范成大仕桂期间的诗歌作品折射出南宋士人眼中广西的本土生态以及历史文化基因,他对这片土地的吟咏塑造影响着后人对岭南风物的观照。范成大仕桂诗有三个特征：一是以家国情怀介入地方书写,表现了南宋士人的历史责任感;二是在摹山范水的同时将自身内在的精神气质与外在的山水形态高度结合,赋予了山水独特的文化魅力;三是改变了前代旅桂文人对岭南的他者书写模式,表征了广西的地方文化特质,塑造了人文广西形象。范成大的个案研究表明,当地方书写能够表达地方认同、塑造地方形象并在地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场域中凝聚地方特色时,它就具有了建构区域意象的功能与意义。     

上古授时仪式与农事诗——以《夏小正》、《七月》、彝族“根谱”为例

上古时期的农事与祭仪都有很严格的季节性,社会生活的外在表现为一幕幕与特定物候相对应的季节性仪式景观。《夏小正》以韵文的形式,依一年十二月分十二章,借助每月中典型的季节性物候景观标示着相应的社会生活节奏,是早期敬授民时仪式的产物。它的传播,使季节性景观成为农事、祭祀等生活内容的重要表征形式。这从创作动机、文体特征、表现方式等多方面影响到农事类歌谣的文体特征。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比较

中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自然诗创作传统，西欧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才创作了大量的自然诗。从整个传统来看，中西自身诗在美学境界上也存在着极妙而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即中国自然诗创造了“无我之境”，西区自然诗创造的是“有我之境”。关于这一点，通过中西方自然诗人中最具代表性扫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更本质上说是两个化传统的差异，即中国有着悠远而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西欧则主要是“天人相分”的传统。     

陶渊明的诗与酒——兼论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

在晋末宋初,陶渊明乃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他以山水诗酒为乐,爱好自然。陶渊明嗜酒,一饮必醉,在他一生的性情、行事中,可看到魏晋名士的典型风骨。文章通过阐述陶渊明的诗与酒的关系,深层次揭示其饮酒诗之内蕴,并兼论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     

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辨——兼述陶渊明诗接受史上的一个问题

萧统认定陶渊明的隐士身份,亦认定其作品的隐逸内容;但其编撰《文选》却不把陶渊明诗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艺文类聚》亦是如此。原因在于传统上隐逸诗作的品格是写山林,而陶渊明诗作则写自己在农村田园的生活,南北朝唐宋人编撰总集入陶渊明诗作于“田家”、“田园”类。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未被人们认可。     

生命的诗学与生存的诗学——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之管窥

陶渊明以自然而然的自由心境对峙当时黑暗虚伪的社会现实,以诗人之心、哲人之智、凡人之情将诗与性灵融于一体,回归本真的生命情趣,营造了生命诗学的真实氛围;华兹华斯以诗本体中最具扩张性的革命力量冲击工业文明,以诗的幻象弥补人的感性体验与生存境域之间的巨大落差,发掘了与生存相关的诗学主题。     

诗,视觉、情感与心智的咀嚼——论陆健的长诗创作

本文认为艺术就是把混沌、无序、冥暗的现实提升到澄明之境,并向生命敞开,使人拥有确切的面对。作者从人类精神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去考察陆健的系列长诗《日内瓦的太阳》,对其中的诗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认为陆健的诗作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的多层面、多向度的解析与重构恢复了艺术与人的现实性亲和,使诗的生成与人类生命的内驱力达成一致。陆健是站在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和经验上说话的诗人。     

屯田艰难与屯民辛劳——兼论纪昀屯垦戍边诗的丰富性

纵观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纪昀的作品可谓独树一帜.其作品不仅反映了清代屯田的制度、规模以及显著成效,而且对屯田之艰难、屯民之辛劳进行了生动描绘,彰显出其屯垦戍边诗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大历诗人的送别诗与杜甫大历时期送别诗意象比较

大历诗人创作送别诗数量较多,在五百首以上,杜甫大历时期的送别诗有130首左右,送别诗中都有四种不同的意象,即描述性意象、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暗示性意象,因诗人心境、情感、艺术造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大历诗人送别诗中的意象以描述性意象、象征性意象为主,杜甫大历时期的送别诗中则兼有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暗示性意象,比较它们的不同,有助于我们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送别诗中各种意象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