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之谓也”和“B之谓A”的源流辨析及其他

先秦汉语句式“A,B之谓也”和“B之谓A”,构素、句模相同而部分词序有异,存在着变换关系。楚永安说：“A,B之谓也”是“B之谓∥的变式。本文的结论刚好相反：“A,B之谓也”句式是源,“B之谓A”句式是流。因为“A,B之谓也”中的“之”、“谓”不仅完全没有凝固,而且处在不同的逻辑层次,“B之谓A”中的“之谓”则已趋凝固;在先秦典籍中,“A,B之谓也”的用例早出,“B之谓A”的用例晚出。文章还附带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楚永安对“A,B之谓也”和“B之谓A”源流关系研究的贡献、“A,B之谓也”能够演变出“B之谓A”的原因、古汉语中与“A,B之谓也一B之谓A”相类似的演变格式。     

中考考前复习(二) 谈谈“之”的用法

初中文言教材中,“之”出现的频率较高,用法很多,考试题型较为丰富,师生颇为头疼。其实,我们只要善于归类、总结,“之”的用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之”常用作虚词。1.用在修饰、限制语与中心语之间,“之”相当于“的”。这是“之”最基本、最普通的用法,是今天“的”字的源头。例:中间力拉崩倒之声。(《口技》)在宾语“力拉崩倒之声”中,“声”是中心语,“力拉崩倒”是修饰语,因此,“之”相当于“的”。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在补语“渤海之尾”中,“尾(边)”是中心语,“渤海”是限制语,因此,“之”相当于“的”。2.用在动…     

《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

荀子固然反对“大天而思之”,反对“从天而颂之”,反对“望时而待之”,反对“因物而多之”,反对“思物而物之”,反对“错人而思天”,但他并不主张“勘天”,并不主张“征服自然”,并不主张“人定胜天”。荀子所主张的是“物畜而材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荀子所谓“有物之所以成”,就是无望于天而有专于人;其所谓“制天命”,实质就是“人成天生”。     

略论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

“静”美是中国文艺的审美理想境界之一,在儒释道关于“静”之观念影响下,中国文艺中的“静”美乃是一种空寂之美、安宁之美、清幽之美,它与“淡”美关系密切,“静”境的构建与营造某种程度上即是“淡”美的重要体现,一为“冷淡”,即空寂;一为“恬淡”,即宁静。这决定了中国文艺“静”境主要有两种形态：“空寂”之境与“宁静”之境。“空寂”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寒江渔钓”为代表,“宁静”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归去来兮”为代表。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无论“空寂”之境还是“宁静”之境,亦无论与之相应的“寒江渔钓”意象还是“归去来兮”意象,皆于静中蕴藏着生命之旋律,充满生命灵动之气,彰显与铺展出一股生命之绵力。     

反躬以践其实——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基本途径

《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确实是足资借鉴的传统经验。但我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落脚之点,还在于“笃行”,即实践,反复地实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质疑

对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些注释，如《楚归晋知　》“臣不任受怨” 之“任”、《触龙说赵太后》“念悲其远也”之“念”、《寡人之于国也》“数罟不入　池” 之“　”、《许行》“劳之来之”之“来”、《齐桓晋文之事章》“　　若无罪”之“若”、《不 龟手之药》“不能自举”之“举”、《五　》“皆非所持国”之“持”、《陈情表》“听臣微志” 之“听”、《喜雨亭记》“属客而告之”之“属”，提出质疑，详引前人训诂材料以论证。     

《寡人之于国也》注释商榷

一、教材将“填然鼓之”的“之”,注解为没有意义的衬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又说,下文“树之以桑”的“之”用法相同。显然,编者把“树之”的“之”也看作是没有意义的衬字了。笔者认为,“树之以桑”是介词结构后置句,即“以桑树之”,更是“以桑树于之”的省略。这样,“树之以桑”就可译为“把桑树种植在住宅场地上”。“之”应是一个代词,代的是“五亩之宅”,即“五亩住宅的场地”。二、“鸡豚狗彘之畜”的“畜”是名词,应读chù。教材将该文“鸡豚狗彘之畜”一句中“畜”释为“畜养”,翻译成“鸡、狗、猪的畜养”。结合上下文,结合孟子散…     

教师不能甘当“教书匠”

“教书匠”之“匠”是工匠之“匠”,是“句读之师”;“教书匠”所教之“书”是片面的、残缺的教育内容,他们以“书”为中心而把学生边缘化,把教学当做认知过程而不是发展过程：“教书匠”之“教”是一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活动,忽视了学生的“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陶行知对旧社会“教书匠”之害人、害己、害国家做了深刻批判．现在拿来批判今天的“教书匠”们也是切中要害的。另外,应正面、直接地批判夸夸其谈的“教育家”。不必用“旧瓶”装上“新酒”去批判这些人“新瓶”里的“假酒”。     

代词"之""其"的共性与差异

古汉语中的虚词“之”、“其”原本是指示代词 ,它们都指向一定的人、事、物。指示代词“之”、“其”的主要功能是作定语 ,“之”偶尔可作宾语。用泛指、特指来区分“之”、“其”的观点很难成立 ,传统用近指、远指区分“之”、“其”的说法更切合语言实际。指示代词“之”、“其”可以兼表第三人称。作为第三人称代词 ,“之”经常作宾语 ,“其”经常作定语。“其”字还可以作主谓词组 (或称“小句”)的主语 ,“其”不能作主语的说法应该否定。另外 ,“其”在秦汉之际也偶有作间接宾语的用例 ;“其”在《诗经》中用作词头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语用之“用”

2011版课标中鲜明地提出了语用教学观。教师聚焦语用、研究语用,教学有了可喜的改观,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对语用本身的认识,特别是对“用”之内涵的认识,较为片面、浅化。语用之“用”,应寻求功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有机整合。是“他用”与“我用”的共同在场,须由课文之“用”提升至课程之“用”。勿以教师之“用”代替学生之“用”,要兼顾文学之“用”与生活之“用”。     

教师不能甘当“教书匠”

“教书匠”之“匠”是工匠之“匠”,是“句读之师”;“教书匠”所教之“书”是片面的、残缺的教育内容,他们以“书”为中心而把学生边缘化,把教学当做认知过程而不是发展过程：“教书匠”之“教”是一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活动,忽视了学生的“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陶行知对旧社会“教书匠”之害人、害己、害国家做了深刻批判．现在拿来批判今天的“教书匠”们也是切中要害的。另外,应正面、直接地批判夸夸其谈的“教育家”。不必用“旧瓶”装上“新酒”去批判这些人“新瓶”里的“假酒”。     

论古诗中的意象

诗歌的创作十分讲究语言的含蓄、凝练。诗人的抒情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     

知识三重观视域下的课程内容组织策略

知识三重观认为完整的知识由“内容之知”“能力之知”和“价值之知”共同构成,与“内容之知”共生的“价值之知”(包含“品格之知”)和“能力之知”对应学科核心素养,这与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所能获得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相一致。现有中学化学课程的主题或模块结构契合知识三重观的分类标准,而且课程内容总是“内容之知”“能力之知”和“价值之知”同体共生的。指向“素养为本”的课程实施,应该基于知识三重观视域,从“内容之知”“能力之知”“价值之知”三个方面发掘和组织课程内容,为知识素养化提供前提条件。     

论《红楼梦》林黛玉“情情”的美学内涵

本文试图以美学的角度从三个方面对林黛玉“情情”之美加以阐释,即“情情”的自然之美、极致之美和悲剧之美。“情情”的自然之美,阐释了林黛玉“情情”具有禀赋的特质,是“情中之情”;“情情”的极致之美是“情情”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表现出至真至诚的深情之美,是“情外之情”}在“情情”的悲剧之美中,借助西方的悲剧理论展现出“情情”的升华和超越现实的崇高生命力,是“情上之情”。     

论吕坤的伦理思想

吕坤是明代著名理学家。在心性论上主张“万理具于心”,认为人的“义理之性”纯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义理之性”的“善性”是人的本质,而“气质之性”的“恶”则是后天“异化”的产物。在理欲论上肯定合理的“人欲”,反对“灭人心而去之”,并把“理欲之辩”归结为“公私之辩”。在“定静”说中提出了治心、省察、慎独、寡欲、居敬的修养方法。他还对男尊女卑的陈旧伦理恩赧讲行了深入的批判．歌颂妇女的智慧、勇敢和对直垫势情的大胆追求．     

论“之”和“的”的词性和功能

现代人教、学古代汉语,要借助现代汉语。现在的古代汉语著作,或多或少地联系现代汉语,是好的;然多止于“可译成”、“相当于”而缺乏实例。本文论述就白话文里的文言虚词“之”与白话虚词“的”的关系,指出关于“之”为连词、“之”与“的”词类不同等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全文除引言、结语,分四节:一,白话文里的“之”、“的”相通;二,结构助词“之”犹结构助词“的”;三,连词说有悖于约定俗成;四,“之”、“的”用于主谓词组也相通。     

试谈低年级写字教学中的观察指导

观察对于学生的知识掌握、智力发展、技能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写字的过程中,观察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假如把学生对字形的表象称作“眼中之字”、把学生对字形的分析思考称作“胸中之字”、把字形的书写称作“手中之字”的话,那么,“眼中之字”就是对字形进行观察的初步感受,“胸中之字”就是对字形的整体把握和深入认识,“手中之字”就是对字形的直观再现。试想,如果没有“眼中之字”,便不可能有“胸中之字”,更谈不上“手中之字”了,而如果“眼中之字”模糊不清,“胸中之字”就会模棱两可,“…     

“之”字三解

“之”字多数易释,然亦有少数难解。笔者罗列三解,以供读者参考。一、“之”犹“于” ((观巴黎油画记》“其法为一大圜室,以巨幅悬之四壁”一句中,“之”即训为“于”。《淮南子·主术》“上告于天,下告之民”一句中,“之”和“于”互文,“之”犹“于”。《札记·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米熹注:“之犹于也。”译:人对于     

庄子之“道”与海德格尔的“本体”之思——从词源学的角度

庄子道之含义颇为丰富,概言之有“行、言、有、无”之义,其道之所蕴涵的“无”之义,乃凸现其哲学的创生性、开放性。无独有偶,二十世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通过对西方“本体、存在”的反思,亦得出其“本体”（存在）意味着“说、自然、行（通达）、隐”之意。庄子“道”之“真际”与海氏的“真理去蔽”说更有着天然的神似——无论“去蔽”还是“真际”皆在“存在”中展开,“存在”既是道的运行状态,亦为“人”的生存之域。无疑,探究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本体之道对于贯通中西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胸襟”：《原诗》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

叶燮《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体现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桉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此“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