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国语》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春秋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序》中叙述了孔子作《春秋》,接着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汉儒也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并以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从唐宋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子没有左丘明这样一个弟子,甚至否定左丘明其人。但是,《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基本上还是有定论的。《左传》与《春秋》关系极大。《左传》在《汉书·艺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

自宋人真德秀倡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从司马迁博引古籍，不一定接闻于董生、《史记》《汉书》不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事、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说不可靠、《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及《汉书》、司马迁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同是因为两人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左传解题

一“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说这部书是和孔子同时的鲁太史左丘明为注解“春秋”而作的“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在叙述孔子作春秋以后,也说:“鲁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自汉代马、班诸家(?)把左传看成和公羊传、穀梁传同样性质的作品,是传春秋的,并且是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的。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这是过去的经学传统。《春秋》和《左传》是史学,把史学当作经学处理是不是恰当呢?《春秋》是鲁国国史,不是孔子家传,而今《春秋经》一本(《公羊》《榖梁》本)记孔子生年,一本《《左传》本)记孔子卒年;孔子如作《春秋》,记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当呢?他又怎能预知自己的卒年呢?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本文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两千年来影响最大的说法,提出全新见解:今存《春秋》是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出去建都于费的季孙氏费国史记,依附于费君也就是季昭子的曾申取费国史记迄止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今存《春秋》为经为教材,以所作讲义为《传》,是为后人所称的《左传》。所谓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则完全是不可能的。     

“古文体教学小札”补记

《古文体教学小札》刊发之后(见《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3.5),许多同行和同学纷纷来函,又提出了一些饶有趣昧且忽视不得的问题,为此补记如下: 一、几种名同实异的古文体 传《曹刿论战》、《殽之战》都选自于《左传》,《史记》中又列有“列传”一目,这两种“传”是名同实异的两种文体。《左传》之“传”,是左丘明对《春秋》所作的解释。注释。汉王充《论衡·正说》:“圣人作其经,贤人作其传。”刘勰《文心雕龙·电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援于后。”如果再解释“传”,则称为“笺”。而人物传之传,乃史学体裁之一,用于记载人物事迹。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如教材中的《张衡传》等。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这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论《史记》与《汉书》对董仲舒叙述的不同

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传,但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合传,《汉书》为其单独列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多少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却称其为"王佐之才";司马迁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班固为董仲舒增加了许多生平。究其原因,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及时代的背景等都不同。     

走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的误区

对司马迁的天人思想研究，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毫不怀疑地把《天官书》正文当作司马迁思想；一是认为他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思想，宣扬了“天人感应”神学．本文认为，《天官书》正文乃司马迁之前的史官所作的天象记录，《天官书》的论赞才代表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代文化巨人，司马迁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上雄视千古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天人”问题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说他宣扬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或说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都是不公正的。     

啖赵《春秋》学派略论

啖助、赵匡、陆淳是中唐开风气之先的《春秋》经传学的新派代表人物。三人关系当以吕温《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所述最为明当。啖助、赵匡二人著述不传，陆淳《春秋》学著述至今保存得相当完整。《春秋集传纂例》十卷相当集中地保存了啖赵学派的学术宗旨。啖赵认为三传均未达《春秋》深指，圣人笔意；三传互有得失，《左传》叙事详备，《公》、《谷》二传则传经密于《左传》，同时穿凿附会也甚于《左传》；“左氏非丘明”，绝不与与孔子同时，亦不受经于孔子。啖赵《春秋》学派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其评价则因时因人而异。舍传求经，自出机杼，很能概括啖赵学派的基本风格。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问“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