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道德理性与法律理性辨析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理性运作,离不开法律和道德。但这两种运作方式是不同的,在理性的运行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法律和道德分属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律的思维是经验式的,道德思维则是超越现实的思辨。法律和道德对人的行为影响也不同。     

论法律数学思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争及其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研究传统中,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存在着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法律数学思想"传统。近年来,这种以数学理性思维和数学工具为方法论的法律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的研究思想和方法的鸿沟,理论界对于这种"法律数学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质疑声,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背离了法律价值判断的基本属性。从本质上看,这种质疑观点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争论在法律数学思想研究上的具体体现。所以,如何实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辩证统一,是开展法律数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论当代"法治"的道德基础

道德对实施法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在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同时必须实施“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论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德治与法治并举，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刑事法律推理的缺陷与校正——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

绝对的规则导致绝对的专制,司法裁判只有打上正义的烙印才能被信仰和遵从。在法治进程深入推进,民权意义不断增强的年代里,过分强调形式推理会损害司法的根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刑事司法一味追求司法的形式公平,造成了法官思维与公众正义的摩擦和对撞。刑法的安定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实质推理来消灭,刑事司法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实质推理为必要调剂,克服矫枉过正的司法积弊,让公平正义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实现。在揭示形式主义推理危害的基础上,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重新思考和定位,并就推动实质理性的构建作了环境、机制和节点层面的探讨,以期有助于改善当下的司法风气。     

论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德治与法治并举,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个体道德理性价值及其培养

一、关于道德理性的争论关于道德理性,康德与休谟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康德认为：“全部道德概念都先天地坐落在理性之中,并且导源于理性,不但高度的思辨是这样,最普通的理性也是这样。从纯粹理性中汲取道德概念和规律,并加以纯净地表述,以致规定了整个实践的或者纯粹理性知识的范围,也就是规定了纯粹实践理性能力的范围,不仅是单纯思辨上的需要,同时在实践上也是极为重要的。”在康德看来,道德理性不只是个体实践道德的基础,更是社会道德原则的基石,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继承与拓新:韩非论德治与法治--兼与先秦儒家、道家比较

文章将德分为八个子目，即仁、义、礼、智、忠、孝、廉、信，通过分别比较韩非同儒家、道家对法与它们的关系的探讨，认为韩非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德治”，而对德的子概念用法加以约束，凡有悖于法的都加以批判，有利于法的都加以吸收拓展。这种对德治的审慎的做法，其实是对儒家、道家德治思想的继承与拓新，与当今社会主张德冶与法治相辅相成的观念暗合。     

法治的道德审视

“法治化”不是“法律化”的同义词 ,“以德治国”也不是“人治”的复辟。在经历了无数次“人治”灾难之后 ,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依法治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时 ,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风向”又变了吗 ?非也。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提出“以德治国”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与德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辩证统一

法与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两者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一致的功能和价值,而且相互渗透.同时,两者又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在表现形式、评价基础、调整范围上存在很大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迫切需要完善道德约束机制,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着异形互补的作用，以德治国就是依靠人类道德规范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性治理国家，道德的引导性，防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则往往是把人类道德规范外在化和强制化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德主法辅的治国方针源远流长，而西方历史上的法治思想则十分突出，现代中国政治的症结不仅是缺乏法治，而且是道德与法律两重因素的共同缺失，因此，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克服唯法主义的偏向，提倡讲求道德与遵从法律的统一。     

时代之呼唤：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以德治国”不是传统治国手段的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新形势下,“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二者结合反映了市场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当前,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必须充分利用传统德治中积极的内容,在发挥德治对社会成员内在观念引导作用及法治对社会成员外在行为调整作用的同时,必须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即实现德法并举。现阶段德法并举最有效措施是：政府运用立法、执法、法律宣传等手段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并实施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予以支持;从严治党,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与实践道德的表率,成为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推动者。     

法治的道德底蕴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案，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法治作为一种当代社会主流控制模式，必须以深厚的道德底蕴作为基础。     

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之路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是对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从认识的的高度探讨了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论述坚持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之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结合

在现代社会，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法治的内在缺陷，而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既定国家治理目标下的国家治理成本最小化。     

论道德的逻辑与历史的对立统一

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它与“人”的存在直接同一。人性的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社会历史性的统一，表明道德既有理论的逻辑形式又有现实的历史形式。道德空逻辑深植于社会历史中，具体的社会道德渐近地实现着道德逻辑的普遍价值。     

道德和法律：一种体用关系论

法律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则不可能靠法律自身来提供。一个社会只有依靠建立起统一的整体性的,并被民众认同的道德规范体系,才有可能获得法律的整体性和正当性。西方德法关系的处理范式经历了一个从自然法到实证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法律的整体性问题已逐渐破裂。因此借鉴中国传统思想中处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礼法范式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