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侗族村落空间艺术——以侗寨为中心的考察

侗族村落空间,是侗家人在大地上创造的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体现了侗家人对于自然与生活的认知,对于美的感受与表达。侗族村落空间,其存在的物理形式,是由侗族文化和艺术精神决定的。侗族村落空间的构筑遵循三个原则,即聚族而居、依山傍水、凭资源立寨。侗族村落空间艺术,体现出三个重要的关学特征,即中心性、和谐性、层次性。     

空间·实践·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阐释

针对现有关于侗族传统民居的研究缺乏整体提炼的缺憾,借鉴社会空间理论和实践理论等观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角,系统阐释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内涵。研究发现,侗族传统民居很好地吻合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演进脉络,是实践基础上的一个表征空间。在侗族传统民居空间意义的形成上,仪式实践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此外,亲属实践、符号实践和秩序实践也有着积极的贡献。综合而言,民居表征的意义最终指向侗族传统文化中自然观、空间观、时间观等多维观念意象,并藉由与民居建造和使用上的宗教—巫术仪式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侗族的整体幸福观念表达图式。     

侗族传统村落地景与空间结构研究——以广西三江高定侗寨为例

高定侗寨"一门一桥一庙一林双寨双溪三径七楼七井"的多重地景构建了独特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结构。一方面,寨门、风雨桥、小溪和石径等地景将阴界和阳界进行分离,让人和鬼各居其所、秩序分明;另一方面,飞山庙和樟树林作为神灵的居住场所与阳寨形成阳界与神界的对应。最后,寨门、樟树林和风雨桥的分隔、鼓楼的分化和石径的融合使得高定侗寨的村落空间结构形成一个万花筒状的三重同心圆结构。     

村落记忆与空间表征——对山西上安村的文化地理学考察

文化地理学对于"地理"的理解和研究范畴,己经超越传统的地理学,是对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度理解与符号诠释的学科.民俗学作为研究"地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村落内部的口述记忆是获知空间表征的重要途径,表征可以借助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主体赋予外界的自然景观和物理空间以地方性的内部想象、发明与建构,将自身的种种现实需求(如意识形态结构、地方安全感、文化资本)投射到外部世界,产生了村落特有的空间表征,即复杂的空间观念、情感与态度.     

论侗族鼓楼的文化空间内涵

鼓楼是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文化空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通过分析文化空间的内涵及其评价标准,认为侗族鼓楼是典型的文化空间。挖掘鼓楼的文化空间内涵,有利于对鼓楼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保护。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侗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发展研究——以程阳八寨为例

农耕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村落是我国重要的历史遗存,随着传统村落保护的兴起,村落文化景观近年来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拥有众多的侗族传统村落,但目前对于这些村落的保护重物质而轻文化,逐渐走入误区。文章以侗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为主题进行研究,以程阳八寨为例,对其村落文化景观构成的要素、关系、特征及演变进行分析,并从文化景观的视角提出保护策略,为其他侗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和思路。     

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

以贵州省90个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和空间结构研究方法,测算了传统村落总体结构类型和各区域的分布类型,综合分析了贵州省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县际分布、区域分布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认为应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规则,注重传统村落对贵州省民族风情旅游效应问题,充分发挥传统村落的保护示范作用.     

田野调查实录系列——贵州侗族村落文化

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黎平、天柱、榕江、从江、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侗族自治县、万山区及石阡县等地区,与贵州毗邻的湖南、广西、湖北等地也有分布。贵州侗族人口288万人（2000年）,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9.72%。侗族的村落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大寨三、四百户、小寨三、五十户,极少单家独户。鼓楼与风雨桥,是侗族村寨特有的标志。每座侗寨都是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有侗寨就有鼓楼,一般一个族姓建一座鼓楼,大的村寨多达四五座。鼓楼是杉木结构的塔形建筑,不用一钉一铆,全部靠卯榫衔接,综合展示了侗族精妙的民间建筑技艺。鼓楼作为侗族社会政治文化中心,具备侗寨议事、集会、娱乐、休息等诸多功能,在侗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传统村落景观破碎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以皇都侗族文化村为例

以皇都侗族文化村为研究对象,从行动者网络视角探讨景观破碎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1)传统村落景观破碎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建筑景观破碎化、民俗文化景观破碎化、外围景观破碎化与整体景观破碎化等。(2)在传统村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景观破碎化现象;基于皇都侗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重要时间节点及景观变化的阶段数据将其景观破碎化过程划分为初步破碎化、加速破碎化与整体破碎化三个阶段。(3)政府、资本与村民是皇都侗族文化村行动者网络中的核心要素,其景观破碎化表现在：一是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话语权减弱、作为关键行动者发挥核心力量的后劲不足,导致行动者网络中后期出现较大异议;二是资本抢占主导权后逐利本质彰显,与其他行动者出现利益分歧;三是村民与旅游资本等行动者在旅游发展中后期产生利益冲突,导致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减弱。     

侗族水文化与文化记忆

侗族族源主要为江海之滨的古百越族,经迁徙来到湘黔桂边地,逐水而居.侗族热爱山水环境,其物质生产活动、神话传说、古歌和民俗事项多与水有关,形成了以水为魂的栖居观和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水为侗族文化记忆中的重要原型意象,山水侗寨是触发文化记忆的场景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侗族也面临着文化失忆的危机,需要保护记忆的载体,重建精神家园.     

文化模式:行为模式与生计方式的整合——以侗族大歌为例

凡是在一个民族还是在一个民族的某一社区显示出特殊价值的东西,一定会在该文化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肯定是铸成文化惯例或文化习性的重要元素和粘合剂,要理解一种文化,要认识一种文化,就必须理清这一要素在整个文化网络中的渗透力。以侗族大歌为例,从侗族（南侗支系）的“无字传歌声”的行为模式与侗族的生计方式的整合中解读侗族的文化模式。     

侗族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价值及其传承路径探析——以黎平侗族为例

侗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它在培养侗族儿童自尊、自信、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多样性思维及文化包容能力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侗族文化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压力,使得侗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为此,应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依托,以幼教机构为平台,倡导由家庭积极支持配合的学前教育侗族文化传承路径,以期促进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侗族空间聚落与资源配置的田野调查

一个民族的聚落就是特定的文化空间。聚落总是以特定民族的文化逻辑进行配置的。从我们对阳烂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村落是以家族为载体,村落中的鼓楼是家族成员活动的中心,形成以鼓楼为中心的家族—村寨;而围绕家族—村寨的四周的住屋、坟山、水井、水田、鱼塘、凉亭、溪流、神林、山地等构成要素,则是按照侗族的文化逻辑而有序化的配置,将自然资源、地方性制度和信仰体系一体化,通过它们有效地维护并实现了社区的发展。     

空间教化:桂阳宗祠的文化表征及其生成

宗祠是中国传统社会空间教化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形态的重要表征.从历史进程来看,桂阳宗祠的空间教化功能深受礼法制度、建筑形制、戏剧观演三种教化形态的影响.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考察桂阳宗祠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形成桂阳宗祠空间教化实践分析模式.研究发现,桂阳宗祠的空间教化实践融物理性、精神性...     

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石门高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延续的重要表现。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从“空间的表征”“空间的实践”和“表征的空间”三个侧面分析目前池州石门高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其存在着三元空间割裂导致进度缓慢、主导力量丧失导致低度均衡无发展状态、游客“凝视”失效导致市场推动力不足等问题,应在统一三元空间加大保护与传承力度、寻找新的力量或契机推进实践工作开展、加快文化旅游开发力度激活市场动力等方式基础上,重构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内容与方法。     

神圣与凡俗: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及其现代启示——以深圳城市化社区为中心的研究

客家围龙屋是传统村落的典型样式,整个屋村模拟着太极八卦图--一个宇宙生化图式,象征着生命的发源和繁衍兴旺,其"天人合一"的追求,带来人与环境的和谐.祠堂是男性主导的信仰空间,整个村落围绕祠堂的祖牌形成多个同心圆,祖牌是村落信仰空间的中心,定期进行的仪式模铸了整个村落的向心力,祖灵崇拜成为宗族的精神统合纽带,衍生了宗族组织、族谱、仪式一系列文化手段,维系着一个宗族社会的伦理生活秩序;水口庙以神明为崇拜对象,成为女性主要的信仰中心和精神依托,从另外一个角度维系着现实生活的秩序.两个信仰圈的重合,构成了统合客家传统社会的神圣空间.闲间、宗族组织和熟人社会构成了传统村落社会的凡俗空间,维系着现实生活的秩序.这是一个有伦理信条,有畏惧的,导向道德高尚,维系良好治安的社会.对比现代社区,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对侗族文化的重构性影响--以黔东南地区侗族为例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构成的社会转型对侗族的文化重构是显著的 ,涉及到物质经济、社会组织及典章制度等方面 ,并促成了侗族文化品质的现代性转型以及文化资源的价值调整与提升。     

族籍变更与民族文化认同——以恩施州的侗族乡为例

我国的民族识别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文革"后的民族识别、重建工作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依据村民族籍可变更的政策,更改了村民的族籍。族籍变更初期,由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以及村民还处在追求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因此民族文化认同较弱。21世纪,当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渗透到经济领域时,民族文化便成了人们休闲消费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侗族乡尝试利用侗族文化来发展乡村旅游。在政府主导、大众媒介广泛宣传下,枫村自觉接受重构了的侗族文化符号,为村民建构了集体记忆;在与外来游人的互动中逐渐产生了较强的民族文化认同。     

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对侗族文化的重构性影响—以黔东南地区侗族为例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构成的社会转型对侗族的文化重构是显著的，涉及到物质经济、社会组织及典章制度等方面，并促成了侗族文化品质的现代性转型以及文化资源的价值调整与提升。     

武陵土家族村落饮食居住文化变迁——以百顺村为例

土家族是生活在祖国腹地武陵地区的、历史悠久的山地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多元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土家族村落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在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的丧失,而是在其中产生出新的文化因子。本文拟对鄂西南的一个土家村寨的饮食、居住文化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