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施行,改变了长期以来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一般不出庭作证的局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要求每一起案件的侦查人员都出庭作证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适用时有其限制条件。由于我国目前在法律层面上未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一制度在贯彻执行中将会面临一些问题,需从转变观念、获取证据、外部协作、保障措施以及培训力度等多个路径应对。     

侦查人员出庭之公诉实务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具有适用率偏低、被告人翻供比例高,律师参与诉讼及作无罪辩护比例高,案件类型分布广,出庭目的主要是为证实取证行为合法性等特点。侦查人员出庭后,被告人翻供使原证据体系受冲击,交叉询问致使庭审对抗性加强,庭审效果的不可预测性增强,不出庭或故意做伪证对公诉存在风险。公诉人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仔细审查证据,开庭前做好沟通,庭审中做好法庭询问,庭审后做好总结。     

浅议公安机关在证据收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伴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公安机关从程序、证据、法律意识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但由于某些案件犯罪分子对抗性、隐蔽性较强,加上侦查机关经费短缺、警力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不少侦查终结的案件在程序、实体、证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瑕疵,部分案件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少数案件甚至成为疑难案件,难以得到正确处理。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作证问题研究——以出庭作证为视角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作证方式有两种:一为书面作证;二为出庭作证。理论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更具有当然性。相关立法规定表明立法者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然而对北大法宝中公开的10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只有接近三成的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有侦查人员作证;书面证言适用率高于出庭作证;在现有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对采信证据影响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受限的原因是控、辩、审三方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都持消极态度,这是由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的。     

非法证据排除:真实性与合法性的较量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证据合法性问题往往被真实性问题所遮蔽和替代。这不符合定罪量刑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相关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共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界定不清晰以及对"合法性"的界定不明确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要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该赋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单一目的,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降低口供的证明作用或者线索作用,将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统一在证据证明的标准内。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包括当庭出示证据、控辩双方的质证和法庭认证。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而是提交书面材料的反而是庭审的常态,这一现象表明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缺陷。因此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文章对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进行说明．从程序、实体和社会三个方面阐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并对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据能力审查判断的思维路径

对刑事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不仅发生在庭审阶段,还发生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证据“三性”的不同质性和相对独立性为证据调查者遵循一定的思维路径以便审查判断证据能力提供了可能。侦查人员需要遵循的思维路径为：关联性——可印证性——合法性,且主要考虑关联性和可印证性。检察人员也需遵循该路径,但认定合法性时更为严格;而审判人员则需遵循“合法性——关联性——可印证性”的路径。     

职务类案件侦查主观性方法探索

以职务犯罪为例并从职务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入手,结合对侦查主观性方法的运用、探索和分析,立足侦查人员主体办案的主观性因素在侦查方法中能动性的体现。并试图建立严密、清晰的侦查逻辑和完整独立的侦查方法和手段。     

初查制度的合法性及其现实基础

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实践出发,提出了初查的合法性问题。从初查历史沿革、法理的角度分析批判了初查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现实基础,并采取比较法学的方法,提出了我国对初查制度改造的方向。     

"运行计算机"的取证问题研究——现场动态分析收集"易挥发数据"证据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现场中处于运行状态的计算机大多采用“二步式”取证的方式来收集数字证据,即先由侦查人员对涉案计算机实施关机分离和保全,尔后再移交专业机构进行数字证据司法鉴定;虽然该方法保障了数字证据的原始性和证明力,但无形之中却造成了存储于RAM中的“易挥发数据”以及其他形式的潜在数字证据的丢失。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这些“易挥发数据”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重要线索和潜在的数字证据,因此收集这些“易挥发数据”对数字素件侦查取证意义重大。而实践证明,对“运行计算机”进行现场动态分析,是可以成功获取这些潜在的证据的。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基本内容是：证据的许可性；收集证据的主体及其程序的合法性；证据提出须遵守一定的期限；证据形式的法定性；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证据必须通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纪检监察证据的证据能力转换

在我国，依照法律授权，检察机关是侦查职务犯罪的唯一主体，其他任何机关、团体都无权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纪检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也应移交检察机关。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纪检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判断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言词证据并不能作为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只能作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线索；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由于具有不可重复性，可以根据诉讼的特点进行审查、转换作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浅谈审查判断证人证言

证据是判案的基础。案件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治安案件等各种案件,其审理过程都离不开对证据的收集、整理审查和判断。可以说,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是证据的收集、判断过程;没有证据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判断,就没有案件的审理。     

非法证据对法官心证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案件移送制度为视角

2012年新刑诉法恢复了庭前移送案卷制度,使得庭审法官在庭前已经接触到了包括非法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而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和案件事实问题在我国是由同一审判庭进行审理的,使得非法证据对庭审法官心证形成的污染一直持续到后期整个庭审过程。所以,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就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单独交由上一级法院进行审理,切断非法证据与案件事实庭审法官的联系,是防止庭审法官"心证"受到污染的良策,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最低一级的审理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     

网络赌博案件的电子取证与分析

近年来,网络赌博已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犯罪分子利用网站和APP进行伪装,欺骗和诱导一些人员参赌,具备层级管理、传播迅速、赌资巨大、手段隐蔽等特点,对参赌人员自身、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侦查人员必须充分了解网络赌博的电子证据特点,制定相应的证据收集和分析对策,并及时做好防范。     

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

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客观性、相关性是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合法性是法律保证,说明刑事证据实质,体现了刑事证据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然而,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是否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那么,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浅析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得到确立.毫无疑问,此项制度的确立对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比如:侦查人员出庭肯定是不会承认其有刑讯逼供的现象,而被告人如果就是咬定此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如何处置?该文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目前存在的困境以及解决策略提出建议,望其早日得到完善.     

浅析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正>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侦查人员出庭规则,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7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的义务,以及启动侦查人员出庭的程序,表述更清楚,更具有可操作性,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现状及存在问题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案件推进,一方面能够突破被告人的心理防线,消除被告人的侥幸心理,迫使其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