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的"准市场化"变革及矫正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加剧了各国人才的竞争.基于"科层制"公立基础教育体制人才培养质量与效率的不足,基础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准市场化"变革.但这场变革却没能完全实现家长的择校愿望,也没能完全促成学校教育的创新与质量提升,却导致了基础教育的新的不公平.矫正基础教育的"准市场化",政府需要把财政资金的划拨范围限定为公立学校,各类学校选拔生源,给家长提供更加周全的择校条件,从而优化原初的政策.     

理性思考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在中国风靡一时，其特征是：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突出表现在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学，社会力量办学等等。本文主张应该理性看待“教育产业化”，着重分析了高级中学教育应属于基础教育，现阶段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但非基础教育可以而且应该产业化。     

中美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经历了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实施"城乡、地区不均衡发展和精英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二是追求教育公平的政策价值取向。美国基础教育政策经历了以"保障教育机会均等"为基相标指向时期、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基本价值导向时期和以"教育机会均等与教育质量相扶相携"为基本价值追求三个重要发展时期。通过对中美两国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对比分析可知,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要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必须构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最终责任的体制机制,必须建立权威、系统的基本公共服务法规体系。     

真实情境中教师的差异化行为:S县“联校走教”政策十年观察

政策的有效实施是实现教育政策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环节。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线教师的理性认知、真心参与和全力支持。基于湖北省S县"联校走教"政策历时10年的研究发现,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交织联结,构成了影响一线教师流动的真实制度情境和约束条件。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一线教师往往会基于自身所处情境解构教育政策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以截然不同的身份参与"联校走教"政策实施。政策实施中教师承担责任的差异性导致"联校走教"政策目标发生偏移,众多公办教师成为政策的旁观者。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巨大的背景下,捕捉一线教师如何"做政策"的信息至关重要。只有理解一线教师在特定情境中的真实需求与行为表达,方能理解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从而为构建有效的教师激励机制,增进政策实施效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分析

我国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是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教育中的体现。"重点校"政策在推动部分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学校间在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导致了教育公平的缺失,使得基础教育群体间入学机会不公平,尤其接受优质教育不公平。应从制度入手,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教育人事制度、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缩小基础教育校际差别,逐步取消"重点校"政策,使公众享受到较为公平的教育。     

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失真的原因与对策

本文列举了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政策表面化、政策扩大化和政策被替换等失真表现,分析了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失真的原因,提出加强宣传使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准确,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建立基础教育"减负"的督导评估制度等对策来解决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失真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理性思考

教育公平问题,既是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更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公平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把脉不准"的问题,其原因是没有按照教育基本规律进行理性思考,而是过于理想化和政治化.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要依据基础教育的基本规律,进行理性判断.农村基础教育是否公平,要看是否满足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是否有利于农村学生的健康成长.     

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益

随着教育政策的不断改革与推进,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益问题逐渐成为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公平与效益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博弈使得如何在教育中兼具公平与效益成为社会追求的主流。以基础教育市场化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改革政策本身对于公平与效益提升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改善基础教育公平与效益现状的建议。     

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成因、对策

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农村化"、"分级管理"、"多渠道筹措经费…等教育理念的偏失和政策的偏误,导致了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以现代公平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均衡发展政策理念,改革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实行完全政府办学,加强教育支付转移、加大对基础教育投资,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是逐步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1978-2008)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演进脉络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2](P1173)。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农村基础教育恢复与重建。与改革同行,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也随之发生着悄然变化。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就明确指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规律与变迁趋势——学术、市场、政府在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制衡的约束条件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过程是学术、市场、政府三种配置力量不断调整与选择的过程。“三种配置力量制衡”模型可用来描述在三种配置力量的作用下能够实现资源相对优化配置的约束条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转换过程的考察表明,确立在法律框架下的产权主体和产权制度,确立政府在新的市场经济与法制框架下的行为“重构”,是实现资源配置相对优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约束条件。大学组织治理模式深受社会制度的约束,我们应该研究它的不同组织治理模式与市场、政府、学术三种力量制衡背后的制度关系,从中把握某种规律和变迁趋势。     

Mapping the field of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Finnish experience

In formal terms, Finland has a comprehensiv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re are 20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ll owned by the state, and one of the central objectives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has been to establish all of them on an equal footing in terms of basic resources and status. Not until the 1990s has a shift taken place towards the official injection of a competitive element into higher education policy.During recent decades, the state's grip on the steering of the universities has been tightening; but the shift towards increased competition means a shift towards domination by market forces.This article examines both the changing task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fact, despite the egalitarianism of official democratic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of stratification.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diversification linked to the selection function of the 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us to create a basi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论行业主导与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行业的需求就是市场的需求。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遵循以行业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才能确保高职教育的实用性和现实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将行业主导的理念落实在高职教育政策制定、教学管理、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实施的各个环节之中,才能确保高职教育的实用性和现实性。     

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与国债投资方向的判断

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概括为三点：第一,资源配置职能,第二,收入分配职能;第三,稳定与发展经济职能,从“资源配置”角度考察,近几年的国债投资明显倾向于“公共产品”,但我们只注重对交能、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农林水利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对教育,基础科研,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等软件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足;从“分配职能”角度考察,政策的设计虽然考虑到政府的分配职能,但效果并不理想;从“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角度考察,我国们还应该下工夫寻找更好的“政策组合”。     

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类型

我国正在建设的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正在逐步形成下列一些基本类型:第一,按照“公共教育政策取向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公平优先、效率第二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效率优先、公平第二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同等对待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第二,按照“建设过程中主导者身份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政府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市场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专家和学术力量主导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第三,按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以“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类型;以“校长负责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教育集团、企业集团领导下的校长主持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以“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轴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类型等。     

无边界高等教育:英国观点

随着英国新的私立的、赢利性的、虚拟的、公司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本国和国际市场的出现,“无边界高等教育”对于一些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所带来的挑战也将越来越明显。因此,需要对“无边界高等教育”管理机构问题、成本和基础设施问题、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质量和认证问题,以及大量的政策和立法建议问题做出回答,并且在制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综合进行风险分析,采取各种形式的规划。     

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一种公共政策的分析

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的关系极其复杂,一些研究发现了"就业"与"就学"的相互替代、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反周期"、高等教育调节分割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等现象,这些发现已经具有了公共政策的意义。事实上,很多国家在运用高等教育调节社会就业中取得成功。本文研究了高等教育调节社会就业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经验,提出了我国现阶段运用高等教育作为公共政策工具调节社会就业的四个方面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问题、趋势与政策建议

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质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质量,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目标的实现。在肯定基础教育发展成就的同时,更要冷静地看到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政策的角度看,解决中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诸问题的良策,是实行两条腿走路,即通过办好优质高中和高中段职业教育拉动义务教育,解决义务教育中较突出的辍学问题。所以,应调整“三级分流”的做法,使农村基础教育转向完全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段的职业教育。     

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订》研究

美国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修订》是联邦教育政策的“基本法”,确立了联邦教育资助,特别是进行学生资助的基本模式,形成了改善教育公平的法律机制,也奠定了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方向。然而,在特定背景下的立法的修订过程又是复杂的,其利益的博弈与妥协,对其后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