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州县警政与地方秩序——以重庆为例

清末新政,推广新式警政为其重要一环。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埠,重庆的警政办理处于领先地位。警政办理的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警察的职责包括维护地方治安、移风易俗、引导民众改善卫生等方面。重庆警政的办理虽得到部分士绅的支持,但地方州县的保甲、团练对此却有所抵触。同时,警政办理过程中还面临财力和人才缺乏的困境,在地方的推行举步维艰。     

战国时期燕国兵学文化摭谈——以苏秦为例

<正>战国时期列国间烽烟不断,干戈不息。那个动荡的时代固然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但也激荡出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活跃的景象。兵学因各国统治集团的刚性需求,成绩尤斐。燕国作为"七雄"之一,因国力较弱,在实际战争中成功的范例不多,再加上僻处北隅,文化也不很发达,留下来的兵学著述不多,故世人对其兵学成就关注不够。但燕国能屹立于强国环伺之中,且一度有南陷强齐、北却东胡的壮举,显示其兵学有与他国相比独具特色——用间。本文拟通过对灭齐时的关键人物     

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例

少数民族农民工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的难度比一般农民工更大。该群体异地就业文化适应不仅事关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事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本研究以凉山彝族异地就业农民工为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以及十二个维度分析其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状况:每个具体维度适应程度各异,但有规律可循——越浅层越表面的东西越容易适应,而对于语言文字、谋生手段、消费方式以及较深的制度与精神层面的适应相对艰难和缓慢。     

生态重构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着眼于灾后北川在恢复和重构区域生态环境下,如何保护并活态传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议题,探索了将政府、企业、民间、学界等部门联合为有机整体来传承发展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力模式及其社会价值。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主题博物馆景观设计研究——以自贡恐龙博物馆为例

在景观设计缺乏地域文化特色的今天,如何将地域文化与景观设计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是需要我们及时解决的问题。自贡恐龙博物馆景观设计中不论是从建筑外观设计、地面铺装设计、景观小品与主题雕塑设计还是各类公共设施设计都不同程度的融入了自贡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使得自贡恐龙博物馆的景观设计更具识别性。这是值得我们在以后的景观设计方案中学习和借鉴的。     

历史名人公众关注度差异性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启发——以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为例

历史名人的公众关注度差异性,是确立区域文化产业差异化定位和构建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动力。而这种公众关注度差异,可基于多项大数据结果建立一套以公众综合关注指数为核心的历史名人公众关注度综合评价体系。据此评价体系,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的公众关注度显著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且在地域、年龄、性别、学术的公众关注度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有助于优化产业定位和文化内容创作生产,加速四川文化强省建设;也有助于驱动研究转化,建立产业深度创新机制,从而提高四川文化的软实力。     

从水陆画看清末四川民间的十王信仰

水陆画,是佛教、道教举办水陆法会所必需的神像画。最近,成都发现了一大批明清时代的水陆画。其内容题材极其丰富,为研究明清以来四川地区的宗教信仰、风土习俗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文以清末的一组《十殿冥王图》为史料,依据佛道经籍所载,对图中的主要内容、神真、图像加以分析,以此了解四川地区民间的十王信仰。     

从传统庙会谈当代发展庙会民俗文化旅游——以四川庙会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为例

庙会作为一种传统民俗的表现形式,是地方性宗教精神、区域特色、生活习惯、人文传承和经济活动等要素融合的产物。目前,庙会民俗在传统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尚未获得应有的挖掘、利用。挖掘和创新庙会的文化内涵,强化庙会的综合文化与经济功能,打造一批大型传统庙会,可为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重要平台,对于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视野下的集体行动逻辑——以加拿大华人组织为例

本文从理性主义的视角探寻多元文化主义的集体行动逻辑,强调个体理性选择在多元文化主义形成中的作用。文章以加拿大华人组织为例,分析华人族群是如何经由华人个体的理性选择使华人组织逐渐增强与加拿大政府的对话实力,让华人族群成为加拿大政府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不可忽视的一元。加拿大政府基于政客们的理性选择在对待华人的政策上经历了排斥、强制同化、局部对话和良性互动等几个阶段。个体理性和集体行动的方向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当个体确定不参与集体行动也可以获得集体行动的收益时就会选择搭便车行为。当集体行动到达一个临界点时,理性个体往往不愿意为集体行动支付更多的成本。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常常会与预期不一致。     

符号学视角下的体育文物解读——以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藏品为例

本文以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体育文物中的画像石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一个意义的载体,站在符号表意、符号化的过程以及符号修辞等符号学视野下将其加以解读,以期对体育文物的文化意义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也希冀能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抛砖引玉。     

家族宗法伦理浸润下的传统民居建筑——以北京四合院为例

封建伦理把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看成是立国兴邦的人伦之本。它往往将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划分出阴阳、尊卑、主从，然后依据阳主阴从的所谓神圣化规律规定双方各自的道德权利与义务。在君臣关系中，君为阳，是尊贵的、主导的方面，臣为阴，是从属的、被动的方面；在父子关系中，父为阳，子为阴；在夫妻关系中，夫为阳，妻为阴。在人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都可依次类推。为了维护尊卑不乱的秩序，封建伦理道德确立了一整套宗法伦理关系图式，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无不依附和屈从于等级关系。这种维护皇权至上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人伦关系的道德观念，实际上就是“礼”的要求。“礼”突出的伦理特征就是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规范人伦关系和统治秩序的规定带有强制性、普遍性的特点，渗透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深制约着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诸多方面，包括传统的民居建筑。     

比较视域下的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特质——以李白和李斯特为例

诗圣李白与钢琴之王李斯特,时间间隔11个世纪,空间相距8000公里,艺术门类不同、成就影响各异。不过二人美学主张、审美情趣及艺术风格存在特定关联度。本文拟从比较文化学的视域,对二人美学思想、审美取向、艺术风格进行比对分析,探寻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的超时空密码,以及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进行文明互鉴的价值和意义。     

清末民初新兴女子教育对四川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开始,巴蜀社会便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在一系列的社会新变之中,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教育权的获得。与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学校是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构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解放思想、以及反映女性解放思想的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空间中被孕育和孵化。地方人事合力兴办的女子学堂为四川女性命运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打破旧式结构、孵化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空间;深受新文化影响的师资和包涵着现代科学精神的课程设置,不仅让女学生们学习到了具体的新知识,而且在她们的头脑中掀起了巨大的启蒙风浪;而各女子师范校的校刊又为女学生初露头角提供了最合适的实践场地。     

读竹枝词 看新风俗——清末“新政”京城的变化

清代以记事为主的竹枝词,语言生动,贴近现实,保存了丰富的风俗资料。清末十余年的“新政”,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社会风俗的变化,动摇了清朝的现存秩序,北京是清王朝都城,北京的变化是中国城市变化的一个大概缩影,读以下几首竹枝词,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演变,...     

文化惯性与中国知识人的新旧嬗变——以钱玄同等五四学人为例

在构架知识体系的关键时期,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首先接受的是"旧学"对其精神世界的全面塑造。钱玄同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以儒家经典和传统学术为核心,看不到"西学东渐"之风的任何影响。钱玄同最初被迫接触他所反感的"新学",不过是为了应付朝廷科举考试的"趋新"变化。在晚清的最后岁月中,"新学"已成为"时学",是另一扇"利禄之门"。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民族,"新学"的价值似乎都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在钱玄同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起催化作用的仍是传统文化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因素,是"新学"中的旧学成份最终打动了钱玄同。从表面上看,仅仅两年功夫,钱玄同就完成了由保皇派到维新派再到排满革命派的激变。但这三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政治态度所依托的思想根源却大体相同,均与钱玄同从小接受的旧式教育息息相关。亦新亦旧,亦激进亦保守——这种矛盾混乱的内心状态正是清末民初许多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常态。     

抗战时期地方仓储制度的运行——以巴县积谷为例

R.H.托尼在其《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中对1931年中国农村状况作出这样的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中国面积广大,且多自然灾害,这样的状况已经长久地存在于传统中国。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大背景下,出于预防天灾、补救荒欠、预防匪患等的考虑,开始着手重新建立新的积谷制度,以保障人民基本生存,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粮食作为战略物质的地位急剧凸现。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粮食的控制与管理,继续实施了一系列建立积谷制度的政令。本文拟从这一时期巴县地区积谷制度的重建与运作入手,窥见国民政府在建立积谷这一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努力以及抗日战争对积谷制度运行的影响,借以揭示国民政府对乡镇地方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的控制的努力与成效。     

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以衣食住行为例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开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罗马公民的衣食住行是比较简单的，大都过着简朴的小农生活。他们习惯于躬耕田亩，以清茶淡饭、简朴的衣服和简陋的住房为满足，即使是执政官这样的最高级别的官吏也不例外。然而随着罗马对外大征服，特别是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富庶的希腊和东方诸国后，巨大的财富和可供役使的奴隶源源不断地流人罗马国内，使罗马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古镇西风——清末民初西洋文化影响下的南浔建筑

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清末民初,浔商开始对外贸易,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首当其冲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把国外的新建筑材料和形式带回家乡,融入中国传统建筑中,建造了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张石铭旧宅等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形成了南浔建筑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