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和中国散文诗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刘半农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兼理论家和学家于一身，是中国新诗诗体改革的急先锋，是极富开拓精神的诗人。刘半农涉足诗坛是从外国散诗的翻译开始的。他是中国第一个译介外国散诗的译，也是中国的散诗理论的先驱和创作。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新诗：困境、根源和出路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刘半农《游香山纪事诗》散评

刘半农不仅是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者，而且是把旧体诗改造成新诗的成功的实践者，《游香山纪事诗》就是他最早的代表作。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刘半农新诗理论上的“写真说”，并在形式上不拘平仄，不叶旧韵，有重大的突破。另外，诗歌写的香山应是江阴的香山，不是北京的香山，只有了解了诗歌描写的对象，才能正确理解诗的内涵。因此，《游香山纪事诗》应作为新格律诗的开篇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

<正>中国新诗在“五四”时期刚兴起的时候，尝试者胡适之注意的中心，是诗的形式、语言，还顾不到创作方法问题。待到局面稍稍打开，所谓新诗三巨头胡适之、刘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出现，后来，康白情、俞平伯等也崛起，胡适之这时在阐述新诗创作方法时，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无韵不成诗——兼谈当代诗的误区

以破坏格律，节奏和押韵为“新诗”的首要标志，以打破语言法则和诗言秩序（包括语法、修辞）为“诗的解放”、“诗的自由”，在中国至少流行了半具多世纪。以此弄出的诗成色如何，命运如何，前途如何，我看很不乐观。将来有一天诗濒于灭亡，原因固然很多，千条万条，但大肆扑灭韵律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美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之美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