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组织化”趋势及其消解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这种文学“组织化”趋势日益强大和严密,直至在“文革”中走到了历史的反面。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文学“组织化”本质上属于制度化权力的表现,其中隐含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规约,并最终确立了新中国行政指令性的计划型文学生产体制。但在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中始终伴随着消解它的历史潜流。     

“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剖析

“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从社会阶级斗争学说移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其文学批评的标准也完全倾斜在阶级性、政治性方面。因此，“革命文学”论争者们在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上，表现出对创作主体的最大重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也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出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历史的迷思:海外华文“文革”叙事中的家庭关系——以严歌苓小说为例

对"海外华文文学"有多种落实到创作主体和特征的概念解释。但在"以海外华人作家为主体、华文写作为方式"的定性之外,乡土题材能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题材的一个方面,则是争议最大的地方。无论如何,乡土题材在海外作家笔下,都必定会带有本土语境之外强烈的特殊性:"海外"文化的冲击使得他们拥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观,在脱离"纯粹"的集体记忆之外,还多了一层现代性的文化迷思,充满历史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而异域"他者"的时空条件也为他们创造了自如的表达环境,但这又会或多或少地打上居住国身份认定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媚俗色彩①[1]1。严歌苓文革题材小说中的"家庭关系"视角,则深刻地投射出海外华文领域对"文革"记忆的特殊表达。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近距离”的《抵达之谜》

奈保尔创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近距离"思想,主要特点是文学叙事体现作家的"现代敏感性",表现作家的道德感,反映时代最典型特征,从而逼视历史,与真理对话。这种创作思想在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中表现为作家以同名画作为切入口,深刻思索自己30多年的创作生活以及对历史﹑生命和死亡的宗教性的感悟,不仅向我们昭示作家已批判性地接受英国文化并融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深刻思想者的对"抵达"的最深层次的领悟,充分彰显作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以自我为范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独到体悟和深刻的人文思索。     

相同时代语境下的不同文学表达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

"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在文革文学语境下,表现出不同倾向和各自的文学特征.这两类作品在"色调"、"文革"表述、"无我与有我"等三方面具有差异性.     

平民情怀与消解虚幻神话--池莉小说主题透视

池莉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之一,其小说受到了一定的误读.池莉小说的特质不是评论者所谓的"零度情感"或"淡化价值判断",而是炽热地关注凡俗人生、认同公众生存体验的平民情怀和对平民生存价值的张扬;基于平民化的文学视角和追求真实的创作目标,在爱情题材领域,池莉小说表现出对传统文本所传达的爱情神话的消解;在历史题材领域,池莉小说塑造了不同于传统文本的新形象,表达了对正统历史的文学修正.     

论近三十年来文学史视域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文革"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格局中,以"文革"作为题材和叙事对象的小说是创作数量最多和涉及作家最众的一种小说类型。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并不能简单视为一般类型的题材小说,而是具有历史反思、社会群体记忆的建构、民族创伤情感的弥合等多重意味的文学命题。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来理论界和批评界对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研究,分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研究不足,同时指出了学术研究的突破点。     

从“伤痕”到“创伤”——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文革”创伤建构

"创伤"是社会建构的事物。在"文革"被建构为创伤的过程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伤痕》和《十年十癔》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伤痕》表现的是"文革"期间留下的"伤痕"及其修复,《十年十癔》则描摹了"文革"期间形成的"创伤",它无法修复且不断重返现实之中。从《伤痕》到《十年十癔》,八十年代文学圆满完成了对"文革"的创伤建构。     

《方丈记》的“政治性因素”浅析

文学的"超政治性"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性格之一。在汉字文本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日本文学虽很少涉及政治性或政治、社会等批判因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方丈记》作为隐逸文学思想实现日本化的标志性作品,贯穿其始终的佛教的无常思想与隐逸思想一直是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其细节描写中不乏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性因素"的体现。本文拟从《方丈记》记述的"灾厄"中的细节描写出发,分析其在揭示无常观之余所隐含的作者鸭长明虽身在乡野,但心系朝廷,关注时事,不失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性因素"。     

“父”与“子”关系的嬗变——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之比较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虽说在时间上紧密相接,但二者在创作宗旨、思想指向以及文学风格等方面都相差巨大。在启蒙语境下,五四作家们更多地侧重思想批判与文明批评;而在革命语境下,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则将文学作为政治批叛的武器,在创作中注入较浓厚的阶级分化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同样是父子冲突的题材,在不同的语境下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透过"父"与"子"关系在这两个时期文学中的嬗变,我们不难窥见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在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异。     

“性”世界中的探寻者——大江健三郎与井原西鹤的“性”观比较

大江健三郎和井原西鹤是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作家,但他们都继承了日本传统的性文化观,热衷于在"性"这片领域上培育自己的文化果实。尽管他们的历史背景、文学创作观以及价值取向迥异,但殊途同归,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倾向,即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价值。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窥视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作家的审美观。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网络文学“去分化”的表现

网络文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代表,其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中的"去分化"表现较为明显,体现在其消除的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跨越的真实与虚伪的边界、消解了文学体裁的界限、抹平了读者与作者、高雅与通俗的区别和拆分文化为文化元素等方面。     

在“人民意志”和“世俗趣味”之间——海岩小说的表述立场

在不断变化的文学写作格局下,作为商业畅销小说作家海岩,保持着一种独有的话语表述立场.这个立场既不是政治性的国家意志,也不是一味追求世俗趣味的审美系统.而是借用人民话语的严肃理想,有效地发挥了类型化通俗小说的活力,运用“时尚”制造了一种当代的都市“崇高”,由此反映了时代大众对文学的述求和情绪,也显示出“适者生存”的一种写作经验     

“拯救”观念的确立与消解──“五四”新文学与新写实主义文学平民主题比较

“五四”新文学与新写实主义文学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作家平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两个时期的作家，都将创作视线投向了生活在平民阶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着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辛和困苦。然而，在相似的内容中，却表出了主题指向的相异性：“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表现生活灰暗面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品格。体现出拯救平民的理想主义激情。而新写实主义文学，则对这种拯救乎民的理想主义进行了反叛和消解。新写实主义作家与“五四”新文学作家相比，写作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的蜕变。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烛照下，“五四”新…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文革”女性文学探析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真正的女性文学作品乏善可陈,但"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创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和宗璞的《红豆》等。"文革"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关于性别的体验与表述在整体疏离中仍然有着潜在的表现和认同,一些女作家在万马齐喑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潜在写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女诗人张烨、灰娃、周陲、赵哲、柳溪等。应尽可能勾勒出这两个时期女性文学的全貌,在有限的女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开展"辑佚"工作,"这才是一种既不失思想文化的超前性又比较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学术选择。"     

当代史意识与90年代以来小说的“80年代叙事”

1990年代以来叙述“80年代”的小说在“80年代”与文革的关系描述上表现出对历史连续性的尊重,显现了鲜明的当代史意识.“80年代”与文革的连续性在文本中大体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将影响甚至左右80年代的一些思想资源追溯或归因至文革时代;二是这些作品或浅或隐地指出由于思想意识的滞后性,文革期间所形成一系列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继续残留到80年代,影响了80年代的社会生活.1990作家对于文革与“80年代”历史连续性的重新认识使其在叙述过程中将历史充分复杂化,在明确特定历史时期主导性特征的同时,获得对历史更为全面多元的理解与把握.     

乡村“神话”与都市“传奇”:沈从文、张爱玲比较论

沈从文与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抒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现代性"的作家,他们区别于大历史叙事的个性化文学观,独特的情爱世界,可以分别谓之乡村"神话"与都市"传奇"的作品形态,对单维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令人欣慰的补充,当然也有各自的不足。     

聆听历史与人性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小说《等待》

《等待》是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代表作品,情节简单却寓意深刻。书中回顾和反思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事件,同时通过对小人物心理活动生动的描写表现出了作者对人性入木三分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