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致用”思想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传统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重视“致用”,它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动力所在。传统史学丰富的“致用”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彰善瘅恶、歌功颂德和以史蓄德等方面。传统史学丰富的“致用”思想,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具体表现在对于史书体裁的创立、发展和对于史书直书、褒贬书法的运用两个方面。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道”与中国史学

本从中国史学三十发展阶段谈它与作为“万理之统”的“道”的关系，说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古老传统，而科学性与人性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区别。因此．作认为：中国当代史学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纪史以实”和“载道明理”的优良传统，才能显示其中国特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服务，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论柯文的中国史观及其史学特征

柯文早期的中国史观曾受“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对立理论的影响。后来,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试图超越这一理论的局限,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研究模式。但柯文未能科学地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其史学思想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     

西学东渐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奠基

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一代先进的史学工作者探求史学“究当世之务”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史学具有以进化论史学代替传统鉴戒史学的特瓦,以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明确目的。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策的探索与新式教育的创立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寻求祖国“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物质接触”“制度借鉴”和“精神交往”三个阶段。但不论是处在哪个阶段上的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发展教育视为祖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并由此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革新，使之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化。     

顾颉刚的“求真”与其古史研究

顾颉刚史学研究主张求真,反对“能经致用”;由于敢于大胆突破以经为史的传统史学观;从而在史学方法上形成以他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考证古史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顾颉刚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四大发明”与“三大宝贝”

读哈佛经济学及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兰德思的《贫富之源》，兰德思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本应在欧洲之上，因为大多数有用（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和物品都是中国发明，比如手推（独轮）车、马镫、马轭、计时器、瓷器及“四大发明”等。可是，在这种种优越基础上，中国科技却未能发展起来。兰德思多年研究后，把此中的原因归纳为下列三项——     

从"对抗化"到"国剧化":"五四"戏剧理论批评

“五四”戏剧理论经历了从“对抗化”到“国剧化”的发展过程。所谓“对抗化”，不仅指新旧两派的对抗行为，而且指新派戏剧理论者站在西洋戏剧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戏剧否定性的自我审视，及旧派戏剧理论者站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立场对西洋戏剧的排斥性的他者批判；而“国剧化”则是站在世界立场更是站在民族立场，在积极梳理戏剧的审美本质特征、戏剧艺术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旧戏价值的基础上，对“话剧”与“戏曲”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整合努力。     

“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在“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应明确要达成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从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形式和课程考核方式3个方面进行教学实践，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增强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欧美之所以强大，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论周谷城对史学的贡献

周谷城是20世纪卓有成就的革命家和学者，他对史学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即“历史完形论”，为史学研究开创了新理论、新思路、新理念，而且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两座丰碑。周谷城还以大量的史学著作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学教育中，为中国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英才。     

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范畴，是渊源于中国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中国“农民工”有其形成原因、历史作用及其演变过程一     

走出低谷 ──关于我国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我国史学发展处于低谷的社会原因与学科本身的原因，指出我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中国史学的口号：“立足时代，关注现实，服务大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史学。”最后，就历史教育中的问题与出路，谈了自己的看法     

《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中的《史通》

唐朝刘知几所撰《史通》是中国古代一部划时代的史学评论著作，为历代学人所注目。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史通》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和《疑古》、《惑经》的思想倾向等都受到四库馆臣的高度重视。他们借助《史通》中的一些合理史学主张，来对一些史学问题和史书加以评判；引用一些内容记载作为理据，来对一些史书进行考证。这既体现了《史通》和“史部”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四库馆臣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和水准；而对《史通》中“疑惑”思想倾向的批评，又带有封建学人的明显局限。     

现代经验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在起步时就为“中体西用”说“误导”，陷于“体用两撅论”的泥潭，在其后的发展中一直排斥西方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应该回到“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而不是传统儒学，以“拿来主义”精神，吸取中外历史上一切有用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精神。     

谈中国近代史学科“世界历史”体系构建

现有的各种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体系均不能系统完整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全貌和体现近代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建构科学严密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世界历史”体系架构。     

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新中国史研究发端于新中国的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步兴起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其史料学基础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在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包含着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思想认识,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其迄今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尚未清晰地区别开来,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