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释疑——兼论贺兰山名称之由来

贺兰山称谓本义唐代已有定论,后来在转袭过程中,出现了歧义,影响了《辞海》对“贺兰山”条的准确注释。本文通过考辩论证,提出贺兰山名的由来,既非蒙古族命名,也非“蒙语称骏马为贺兰”。     

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被赋予多种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作为二种主流意识存在并不断被强化着。事实上，五四运动“反帝”的概念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为人们接受的，其间历经瞿秋白、毛泽东等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不断阐释并最终在毛泽东那里得以确立且广为传播和使用，直至今天。     

《滕王阁序》中“涸辙”典故之由来

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写道：“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这句话中的“涸辙”用来比作人身陷困境、急待援救。     

“中兴”之君汉宣帝刘询论略

汉宣帝刘询被封建史家奉为“中兴”名君。在他统治期间,西汉盛世再次出现。他不愧为中国封建时代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     

“神农氏”“炎帝”融合过程考辨——兼论二者分合之原因

"炎帝神农氏"称谓的形成过程及演变轨迹,可分以下几个阶段:战国以前,"神农氏"与"炎帝"二者截然分开,有着严格界限;战国时期,二者开始交叉叠合;西汉仍以区分为主,两汉之际开始逆转,东汉则以融合为主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彻底融合为"炎帝神农氏",从唐宋一直沿用至今。此过程与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演进趋势相适应,反映出民族融合进程中人们对古史传说的整合及对上古史的重建。     

古汉语“谓·之·名”结构的语义语用考察——兼论“谓·之·名”结构的性质

古汉语中的“谓·之·名”结构是常见的双宾语结构类型之一。该结构用做谓语时,常用于双项NP句,结构中的“之”具有回指、强调和使句子简化凝练的语用价值。文献中“谓·之·名”结构的出现早于“谓·之·为（曰）名”结构,因而它不可能是“谓·之·为（曰）名”的省略变式,所以也不是兼语结构。     

论南社文学之“三弊”

南社以其"革命文学"而著称,但实际上南社文学也有很多内容贫乏、思想消极的东西,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具体来说,南社革命性之弊表现为草泽气,传统性之弊表现为名士气,依附性之弊表现为江湖气.     

论“大部落”与“大蕃”精神理念的文化成因——兼论“大部落”与藏族史诗文化的某些生成条件

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对“大部落”与“大蕃”精神理念的成因,从文化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尤其对“大蕃”精神理念的成因进一步从地理位置,王权统治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并得出“大蕃”一词是藏文“(?)”的汉文直译的结论,从而纠正了个别研究人员把“大蕃”一词误认为是“吐蕃”一词的引伸或“(?)”是“大蕃”一词的藏文直译的错误说法。     

说尸：兼论“夏耕之尸”与“鳖灵之尸”

殷商甲骨文中的“尸”字指称东方之人，后字义有所衍化，亦用来称谓祭礼之时替代死者受祭的活人或神主、神象等。“尸”字在《山海经》一书中被频繁而灵活地使用，究其内在联系，当与东方方士的习惯用语相关，本文在分类诠说《山海经》中“尸”字诸义的基础上，再论及夏耕之尸和鳖灵之尸，力求从神话传说中寻找到一点儿历史真实。     

论“大部落”与“大蕃”精神理念的文化成因－－兼论“大部落”与藏族史诗文化的某些生存条件

本根据史料记载，对“大部落”与“大蕃”精神理念的成因，从化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尤其对“大蕃”精神理念的成因进一步从地理位置，王权统治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并得出“大蕃”一词是藏的汉直译的结论，从而纠正了个别研究人员把“大蕃”一词误认为是“吐蕃”一词的引伸或是“大蕃”一词的藏直译的错误说法。     

“巴渝”初义新探—兼论重庆简称“渝”的由来

"巴渝"在古代文献中最初写作"巴俞",指"巴渝舞""巴人"或"俞人",后来演变为地域名"巴渝"。根据历史典籍进行考证,"巴"之初义应为蛇,"巴为苴""巴为鱼""巴为江水曲折之形"诸说或于理不通,或失之穿凿。重庆在隋初时得名渝州缘于俞水,而俞水本是渠江之旧称,与嘉陵江无关。古代渠江因俞人而得名俞水,后来又写作渝水,而古代被称为西汉水的嘉陵江并非渝水。     

“此言得之”释义兼论音节助词“之”

《六国论》"此言得之"中,"得"指恰当、准确,"之"应是音节助词,无实义,不能理解为代词。音节助词"之"功能主要是补足音节,成词完句,不表实义,它能接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及副词等后面。     

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

主观臆测的索隐与实证性的本事考证之间具有同一性:释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新红学”精神是科学精神与反科学精神的合一。俞平伯晚年的红学反思是真诚的,但并不深刻。他的反思始终并未发挥真正指向实录观念。     

论废名与普鲁斯特小说之“断片的美学”

废名的长篇小说<桥>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非叙述性、空间化的结构方式,同时借鉴了中国画的册页形式,并使之与现代小说体式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断片化小说结构.而断片化的结构形态,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在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桥>与<追忆似水年华>尽管在艺术风格上不尽相同,但仅就结构而言,两部小说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即都体现了一种"断片的美学".     

论“湖广”之名的由来及其辖区的演变

“湖广”之名始见于宋代文献。因宋代的荆湖南路和广南西路相连,荆湖北路和广南东路相连,为方便称呼,宋统治者常取荆湖南北路中的“湖”、广南东西路中的“广”合称为“湖广”,作为对荆湖南北路和广南东西路的连称。“湖广”辖区由宋,经元、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直至清朝康熙年间,正式分为湖南、湖北二省,分省后,其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     

论孔门“七十子”之称的由来和流变

用“七十子”称孔子弟子最早见于《孟子》,这是一种追“周公之迹”的仿圣行为。孔子弟子数量在两汉时期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各有来源,其中“七十二弟子”之说最终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确立。而官方认可的名单依据应是如《孔子家语》之类的孔氏家书。隋唐以后,“七十子”之称与“七十二弟子”之称合流,并最终演变成“七十二弟子”或“七十七弟子”的缩称,即孔子弟子的“举其成数”。经过对历代典籍记载的考察,可以看出“七十子”之称有鲜明的演变轨迹。     

试论“皋陶作土”的历史意义－兼论影响传统法制的部族战争因素

华夏民族的刑法不是皋陶创制的。尧命“皋陶作士”，是部族战争因素影响传统法制的重要体现，尧舜禹希望借重皋陶所在涂山氏部 落的力量，维护部落联合体的安全，同时维护正在兴起的部落联合体首领的权威。作为华夏部落联合体的第一个刑官，皋陶为传统法制奠定了基础。     

《豳风·狼跋》考辩——兼论“狼狈”一词的渊源

“跋前踬后”一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但是词典却出现不可思议的解释。本文主要通过考证渊源,从文字、语法、修辞等方面对此词进行了合理的探讨,并从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出现差错的高度对“狼狈”一词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