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云南社会变迁的大事因缘

开埠通商、修筑铁路、抗战内迁是近代云南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的三件大事。对这些大事因缘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近代云南社会变迁是云南在英法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被动接吸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主动迎接挑战的过程,其社会变迁的动因不仅源于英法殖民渗透带来的冲突和近代化示范,还源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积极主动推进云南近代化的政府和先行者。如果说开埠通商、滇越铁路的修筑强行启动和加速了近代云南社会变迁,那昆明自开商埠、自建个碧石铁路就以主动的方式升华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了敢为人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抗战内迁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最终使云南站在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前沿。     

简析近代广元的城市兴衰变迁

1891年3月,重庆正式开埠通商,太古、立德洋行的挂旗船出入重庆。重庆开埠通商和川江轮船公司的兴起,使原有的陆路贸易路线改变,以广元为代表的北川城市逐渐衰落。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对长江航运的阻断,川陕公路的开通,广元城市的商业活跃起来,得到新的发展机遇。抗战结束后,广元城市和整个大后方一起由盛转衰。     

重庆开埠与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1891-1937)

1891年重庆正式对外开埠后,重庆金融业随着开埠而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金融业不断向现代金融的方向转化,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金融业虽仍以传统金融为主体,但在逐渐转型过程中明显体现出一系列现代化特征,不仅反映了中国西部城市走向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也折射出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中国内陆所产生的影响.     

重庆开埠后重庆现代经济地位对西部的辐射

古代重庆的天然地理优势是四川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近代以来,英、法、日等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进入四川、重庆,让重庆开埠。被迫开埠后的重庆,将四川与外部联系在一起,不仅调节着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同时也作为一个平台将西部的土特产运往外地,给西部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重庆是怎样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兼与罗丽君老师商榷

贵刊2006年第1-2期刊登的罗丽君老师《最早强迫重庆开埠的帝国主义国家是谁》一文认为,最早强迫重庆开埠通商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是日本。而笔者认为应该是英国。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的输华商品贸易额仍很有限,大量商品积压在通商口岸难以销售。英国认为“内地市场没有开辟”是对华商品输入不景气的重要原因,因此开辟广阔的中国西部市场就成     

三峡工程的兴建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契机

纵观重庆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开埠通商、抗战时定为“陪都”、“三线”建设、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等几次重大历史机遇,都对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使重庆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三峡工程的兴建,又将是重庆社会经济发展一次难得的机遇,探索三峡工程、三峡经济区与重庆区域经济的有关联系,寻求它们之间互利、互补的形式和途径,对振兴重庆经济,使之跃人经济发展快车道,具有现实意义。     

晚清时期粤港渝贸易关系浅探

晚清时期,重庆是粤商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而论者在考察晚清粤商的历史活动时,对此未予充分关注。实际重庆开埠前后粤商在渝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香港又因特殊原因成为粤渝贸易的中转站,所以,考察粤港渝之间的贸易状况,可为晚清时期粤商群体研究作以补充。     

百年殖民史的追忆与想象——读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旅居香港后期，施叔青将自己对于生活了十七年的香港的爱恋，化为史诗般的波涛汹涌之作《香港三部曲》，以风尘女子黄得云的传奇一生串连起香港自开埠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向读者展现香港百年沧桑的殖民史和社会变迁，为后人留下一部香江风情图录。     

开埠通商前后重庆药材市场的嬗变及其影响

药材市场是重庆商业贸易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埠通商以前,尽管重庆的药材市场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呈现出内向型、封闭型的特点。自开埠以后,重庆药材市场获得较快发展,突出地表现为药材贸易市场地位的迅速提升、腹地药材贸易网络的不断强化及药材流通量的显著扩大。晚清以来,重庆药材市场的蓬勃发展对重庆乃至西南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加速了本地渝帮药商集团的形成,而且为众多药材从业者提供了谋生渠道,成为推动重庆城市医疗资源走向丰富与多元的重要力量。     

重庆开埠文化对重庆的文化影响

重庆开埠是重庆的一段屈辱史和血泪史,但这些历史不能因为承受了屈辱而去回避它,面对和正视这段历史对于当下的重庆人,以及重庆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潜在意义。     

上海道台与“借师助剿”政策关系探微

上海道台在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的社会变迁中,扮演了“联系人物”的角色。以清廷的“借师助剿”政策为例,上海道台是该政策的开拓者、推动者与实践者。这对最终战胜太平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移民与现代重庆方言的形成

重庆方言脱胎于古巴蜀语。自明末清初以来300余年间,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且重要,重庆地区历经多次重大社会变迁和人口迁徙,受这些因素影响,重庆话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南官话区其他方言的特色。本文试简述社会变迁对现代重庆方言形成的影响。     

重庆开埠前川东地区的商品市场

以重庆开埠前的川东商品市场为研究对象,对于流入和流出这个区域市场的大宗商品进行了考察,展现出一个门类齐全、容量巨大、购销两旺的商品市场。同时也总结出这个市场的发展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即过分依赖农副土特产输出以及与其它区域市场的商品贸易来往显得比较内向和被动。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与清代中前期川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重庆开埠与新型商品流通机制的逐步形成

重庆开埠扩大了四川的进出口贸易。在开埠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四川城乡逐步被纳入到商品化的轨道和国际市场之中，一个服务于外向商品流通的流通体系逐步建立：外商纷至沓来；居间商人内外联络；同业公会组织流通；金融服务更新完善。传统的封闭性贸易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开放式的近代商品流通机制逐步形成。     

隋唐至今的重庆城市发展研究

隋唐重庆城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至宋代生产力有了发展,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市渐进。其功能由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开始向包括商业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发展,重庆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始。开埠后的重庆,城市发展迈出近代化的步伐,其贸易兴盛,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     

周恩来巧制澳门总督

1955年,葡萄牙人自称,澳门地区由其开埠的时间是公元1555年,至1955年正好400年。为了炫耀和巩固其在澳门地区的统治,他们决定举办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活动,并宣称澳门是葡萄牙人于1555年开埠的。1955年1月,澳葡总督府出面组建"澳门开埠     

简析清末民初重庆地区人口增长的原因

重庆在清末民初人口的增加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重庆的开埠,一方面导致重庆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形成,增加了重庆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能力,吸引了不少人口迁移到这里;另一方面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大量迁移到重庆,转变成非农业人口.二是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不成比例,重庆地区农村人口过剩,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近代闽南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首先从口岸城市开始,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闽南,开埠后开始出现一个特殊的新士绅群体,他们创办新式企业、致力于新式教育事业,在辛亥革命中,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在左右近代闽南政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汕头开埠的历史由来及意义

2010年12月3日,记者从有关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在关于《修正汕头开埠时间的复函》中明确,市政府同意在新方志编修中将“1861年开埠”的说法修正为“1860年开埠”。近日,市知名专家学者、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就汕头开埠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

语言中的词汇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近代上海开埠、西洋货物涌入、经济变动、语言碰撞、文化冲击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动,使新词语不断出现和变化,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也在词汇中留下了痕迹。通过对这些新词语的分析,能够建构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镜像,进而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为了解近代城市生活提供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