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毁灭与重生

《东京审判》的诞生过程．涵盖了中国电影圈民间筹拍一部主流大片的混乱历程[编者按]     

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

2014年7月,中央档案馆公布了馆藏新中国审判45名日本战犯的口供这些战犯在二战中大肆屠杀残害中国人民,他们本身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受驱使而犯下了滔天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本文作者曾亲身参与审判的翻译工作,亲历整个过程的前前后后,写下此文,回望那段不容遗忘的历史。     

东京审判的台前幕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9月12日,东条英机开枪自杀未遂,10月7日逮捕归案。10月2日,盟军又下令逮捕59名战犯,6日再逮捕9名。这些战犯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内。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澳大利亚代表卫勃(有的译作韦伯)爵士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美国律师约瑟夫.季南担任     

东京审判的台前幕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9月12日,东条英机开枪自杀未遂,10月7日逮捕归案。10月2日,盟军又下令逮捕59名战犯,6日再逮捕9名。这些战犯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内。     

电影《东京审判》的不足和"硬伤"

国产故事片《东京审判》自2006年9月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以来,好评如潮。有论者说:“影片创作者经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有人     

《东京审判文集(精装本)》书博会首发

本刊讯4月20日,在书博会现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东京审判"问题研究专家程兆奇教授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邀,出席"铁证如山,正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报道的回忆

正义压倒邪恶的审判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9名日本战犯。这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并经过国家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执行的。这次审判的9名日本战犯为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犯有侵略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的富永顺太郎。他在日本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中国代表团法官、检察官、顾问、专家、翻译以及全体工作人员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代表中华民族参加了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家父吴学义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领导之一，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一、过选精英阵容强大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部统帅麦克阿瑟，根据中、美、英、苏政府于1946年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及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     

太原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假审判分析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建立10个军事法庭专门审判战犯,其中,太原绥靖公署军事法庭的审判却是阎锡山保护日本“战争狂魔”的假审判,不仅战犯数量少、官阶低、判处较轻,还放过了甲级战犯和主要大战犯。究其原因,国民政府追随美国,从“宽而不纵”到彻底放弃;山西资源丰富,易守难攻,经济相对独立;阎锡山推崇日本军国主义,日军筹谋残留山西、东山再起,阎日一拍即合。假审判对国际社会、国内解放战争、日军日侨遣返等影响恶劣。     

陈奇涵:审判日本战犯的军法上将

正陈奇涵(1897-1981),江西省兴国县人。曾拒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被毛泽东称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既是战功显赫的开国上将,也是我军惟一的军法上将、军法战线的奠基人。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侵华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陈奇涵除自己参与相关工作外,还派出了     

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纪实

4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组建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公开审判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前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行政和军队系统的日本侵华战争罪犯36名。全部审判过程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所密切关注。     

东京审判亲历者的翻译人生

2016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70周年纪念.5月16日,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抱着一个盒子敲开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综合档案室的门.这个男子是二外退休教师周用和,他手里抱着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父亲周锡卿在东京审判期间使用的老式美国安德伍德牌(Underwood)打印机,这台打印机一直伴随着周锡卿教授从东京审判到对日接受赔偿,再到投身教育20年的整个翻译生涯.除此以外,周老师还捐赠了周锡卿教授任国务院参事时的聘任书、向国务院所写的调查报告、生活和工作照片、编研成果等1 0多份珍贵档案.这些档案真实地反映了周锡卿教授勤勉克己、忧国忧民、忠心报国的一生.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大国际事件.国民政府任命湖南宁乡人向哲浚为检察官参加东京审判,他带领其他检察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量刑处罚日本战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京大审判中的证人溥仪

末代皇帝溥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当年他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这个历史事件最核心的档案文献——庭审记录,国内外大都处于未开垦状态.即便日本东京涩谷的那幢大楼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凭借逐字逐句记录了法庭上每一句话的庭审记录,后人完全可以在时隔60多年后,再一次“回到”当年的法庭现场. 溥仪忐忑出庭 1946年8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来了一位特别的证人.来者一副东方面孔,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戴着圆框眼镜,在场的大多数被告和中国检察官们对这位新来的证人毫不陌生,他就是清宣统帝、“满洲国执政、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东京大审判判决底稿重现天下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终于结束,东条英机等７名首恶战犯被送上绞架。５０年前参与东京大审判的１１名法官中,有位叫梅汝　的,他是唯一的中国法官。可以说由于梅汝　的艰苦努力,才有了后来的审判结果。今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９点３０分,梅大法官的亲属把东京大审判的判决书底稿和庭审时穿的法袍正式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份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终于在半个世纪后面世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黄馆长兴奋地说,关于东京大审判过程的资料只有照片,这份判决书底稿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实物。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夏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