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中遗珠——阆中唐《何居士记》碑

在阆中市(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东南六里的东山山腰,有一座人工凿成的石窟,石窟中有一块唐碑,碑名《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碑文作于元和时期。此碑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未著录,阆中各代纂修的方志亦未著录,此碑也不载于《全唐文》,甚至不载于1990年12月出版的《四川历代碑刻》。碑文记载何居士只身手凿岩峦,建造石佛的经过,并全面地记叙了一位佞佛的居士的生活,是研究唐代佛教的真实生动的史     

安徽铜陵出土青铜人面牌与雕题习俗

雕题即额头雕刻花纹,属于一种特殊部位的纹身。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在南方地区的某些民族中即已存在,但迄今为止类似的考古学证据却很少见。皖南出土了一件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人面牌,其额头上刻有纹饰,地域上又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本文结合文献及出土材料,进一步探讨雕题习俗、纹样、功用等问题。     

唐宋时期释玄觉《证道歌》的版本与传播——以敦煌文献、碑刻资料为中心

公私书目及其他传世文献对《证道歌》多有记载;敦煌文献保存有六个写卷,全部或部分抄写《证道歌》,完整呈现了其以手写纸本形态传播之状态;广州六榕寺也有宋刻《证道歌碑》,是现存唯一《证道歌》石刻史料,所据底本应是两宋时期在寺院民间传播的另一《证道歌》版本。唐宋时期在文人士子、民间萧寺之间,《证道歌》至少有三个版本系统传播,作者题署、文本内容彼此互有异同,传播范围西达敦煌、南到广州、东至韩国和日本。     

明清福建民间戏曲碑刻考略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民俗活动频繁,城乡演剧之兴盛,已成为民众文化生活之大事。故福建地方文献中就有了戏曲活动的记载,戏曲碑刻即其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戏班、戏神、演剧、罚戏、习俗等,折射出民间演剧之缩影。碑刻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记事方式,福建各地宫庙林立,庙多立碑石记述其历史、祀神或重建修缮事宜,随着戏曲的形成与发展,碑刻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戏曲碑刻是记录戏曲信息的载体,属于戏曲文物型文献,其碑文少则十几字,多则数百字,甚至达千余言。福建传世的戏曲碑刻多见于明清,包括庙碑、护林碑、墓碑等,其中     

初中文言文教学之我见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需将不重要的字删掉。     

湘西古铜编钟的起源考究

<正>一、湘西古代乐器铜编钟的起源古代乐器中,编钟是属于金部。编钟被称作古乐器中的国宝,在《隋书·音乐志》中有记载,称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青铜时代是编钟最为盛行的时期。在古代,编钟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代表了权力与地位,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     

谢灵运《庐山法师碑》献疑

史料记载东晋庐山慧远法师往生后,谢灵运曾为其撰有碑诔之文,今《广弘明集》卷二十三保存有《庐山慧远法师诔》,《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保存有《庐山法师碑》。经过目录学、写作风格、同类文章互勘、写作时间等多角度的比较求证,可知《庐山法师碑》存在众多疑点。     

火灾碑与古代杭州的城市消防

在杭州碑林,远自唐代下迄清末的名碑不下数百,有一块看上去并不起眼的碑却使人每每站立其前,顿感惊心动魄,仿佛在字里行间燃烧着警世醒目的熊熊烈焰.这就是我国仅存的记载火灾的碑--《武林弭灾记》碑.     

慎说名人逸事

报刊上常见一些精心编撰的名人逸事，或加别致栏题，或加抢眼花边，成为版面中一种上档次、有品位的点缀，往往是锦上添花。所谓逸事，《现代汉语词典》说是“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名人逸事既然也属于名人事迹，有名有事，这名确有其人，这事也该实有其事，虽未见诸正式记载，     

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

宋元时期刻书,无论官刻、家刻、坊刻,常在书前、书尾或序后、目录后,甚至内文卷后,刻一牌记,记录刊印者姓名堂号、雕版时间地点、所据底本源流、内容简介等。这一牌记或条状、或碑状、或鼎状、或亚字形状、或椭圆形状,等等,有的加墨栏边框,有的无墨栏边框,不一而足,因此图书牌记则又别称墨围、碑牌、墨记、书牌     

《大金重修东岳庙碑》考释

《大金重修东岳庙碑》是一方记载金世宗大定年间重修东岳庙历史的重要的碑刻资料,本文主要对此碑重修背景、内容和价值等方面进行考证,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是指在一特定时期之内,就某一典型事物或问题,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进行系统、深入的陆续报道的一种形式。这类报道反映相同或近似的但又相对独立的新闻事物,由此深化特定的新闻主题,进而集合成为报道整体。这对读者加深理解所报道事物或问题有重要作用。它属于组合报道之一种。系列报道属于主题性新闻。它主要通过从不同属性、种类和特征等,多次报道某一事物或问题,突出体现某种主题思想,挖掘某种共性,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状况或态势,以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系列报道所反映的若干对象大都是非事件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在全国广播电视战线上,有一项属于“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系统工程正在悄然展开,这就是编修各地方“广播电视志”的工作。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地方志,简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历史典籍,是分门别类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多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文献。志书起源于古代的《尚书.禹贡》等篇章,秦汉时期正式发端。隋、唐、宋诸朝都颁过修志的通令,志的体例日臻完备。元、明、清三代,更由     

京郊清代墓碑

墓碑的起源，始于秦代以前。早期为用以引棺木人墓穴的木柱，汉代以后改用石，称为石碑。碑上始书文字，用以记载逝者生平事迹功勋等，以垂久远。碑最初随棺木埋于地下穴内，后来逐渐竖于墓前墓后，称为神道碑。古碑碑首往往有穿孔，即为贯索引棺而下之遗象。碑刻总称为碑碣，方者为碑，圆者为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道因法师碑》赐本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南宋拓《道因法师碑》一册,十分珍贵。1987年,北京庆云堂将这本碑帖售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馆藏《道因法师碑》中的最早拓本。此册拓本内有清代宋权、宋荦父子、民国时期蒯光典、蒯寿枢叔侄等人钤印共计17枚;清代乾隆时期大臣王文治题跋多则,可谓递藏有序。更为重要的是,这册拓本属于古代碑帖中少有的“赐本”,是清初顺治皇帝赐给大臣宋权的“御赐”之物;民国时期,收藏者蒯寿枢更是带着这册拓本参加了京师赈灾书画展览会,成为古代碑帖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例证。     

昭忠祠碑与甲午白发将军宋庆

在锦州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块《敕建昭忠祠碑》,该碑记载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毅军在白发将军宋庆的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平壤、鸭绿江、金州、感王寨和田庄台等多次陆战。毅军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宋庆出身寒门,他在而立之年步入军旅。在他74岁高龄时仍金戈铁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经义斋集》题名年代考

清代熊赐履所著《经义斋集》是以康熙皇帝所题匾额而成书名,但“经义斋”题名是康熙皇帝何年所赐,资料记载不一,或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或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本文根据《经义斋集》正文所记内容,佐以清代实录等资料,考辨题名年代,厘清列传、碑传及年谱等疏漏及抄录之误.     

青海出土珍贵金石文献《三老赵掾之碑》考述

通过对出土于青海乐都的《三老赵掾之碑》在出土时间、地点、碑文所记载的历史概况的描述、分析,以及西北地区文化名人对该碑的评述,浅述了《三老赵掾之碑》的意义和地位.《三老赵掾之碑》一经发现,立刻在当时国内金石界产生了极大震撼,是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汉碑之一,受到了国内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的普遍重视.     

南北朝宗教石刻与乡里村落

大量搜集整理南北朝时期的造像记和买地券材料,综合所载乡里、村落等居民聚居形式的信息,得出这两种石刻记载乡、里、村等信息时不均衡的结论。买地券以乡、里为主,造像记以村落为主,究其原因在于已有环境或观念在人们的思想形态中的潜意识的影响,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石刻记载倾向的不同。     

明代白昂家族三位女性墓志考释

白昂是明代治水名臣,白氏家族在当时和后世颇具名望。白昂家族三位女性的墓志铭,记载了白氏世系传承、官职迁转与家族兴盛的过程,与明代中期的治水、民乱等系列事件有密切联系。白昂旁荫其侄入国子监是家族中的重大事件,碑传文中多次提及,对于研究明代的荫监制度具有参考价值。白氏园林盛甲一方,明代诗作、绘画中屡有描绘,有些出自名家手笔,本文对园林的建造与沿革进行了整理、分析。三方墓志与传世文献彼此呼应,反映出品官家庭中女性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差异,是研究明代女性生存状态的珍贵资料。白氏家族碑传文牵涉政治、文学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对志文作者进行了考证。这三方墓志对于补充丰实史籍记载,研究明代历史变迁及江南地区官僚家族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