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后蜀毋昭裔的刻经活动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宰相毋昭裔在蜀中捐出巨额私财刻立石经、雕版印刷《九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私人大规模刻印儒学经典著作的先例,为我国经典文化在西南偏远地区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殷商刻辞甲骨与档案之辨析——以《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甲骨为例

"甲骨文"一般是指殷代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符号,从概念上与"档案"并无对等关系,因此讨论甲骨文是不是档案的命题不应该成立.在殷商甲骨中,除了卜辞甲骨外,还有一种家谱刻辞甲骨,后世的谱牒档案可以说与之是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反推出"刻辞甲骨"可以称作档案,即可作"甲骨档案".     

论《元道藏》的编刊与庋藏

《元道藏》的编纂与刊刻是一件盛事，在《道藏》编纂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过程与全真道派密不可分。道观是《元道藏》的主要庋藏地。     

谈“昌乐骨刻文”与中国早期档案“雏形”

文字和国家是档案形成的两个主要条件。龙山文化时期,流行于海岱地区的昌乐骨刻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并且当时该地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早期国家,所以有理由认为昌乐骨刻文是中国档案的＂雏形＂。     

从我国藏书史看图书“藏”与“用”的互动

在我国古代藏书史上,有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体系。这四大体系整体上有六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主观决定取舍和重藏限用的弊端。近代社会,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理念传入后,与我国优良的藏书传统相结合,孕育和催生了近现代图书馆(即传统图书馆)。近现代图书馆藏用并重,以用为主,在藏与用的互动上,大大超过了古代四大藏书体系。     

古籍文献“藏”与“用”之浅见

结合国务院2007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正确合理的解决古籍文献“藏”与“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对古籍文献进行保护与开发利用。同时加快古籍数字化建设,用现代先进的科技手段加强对古籍文献的保护。     

清代王遐春、王学贞父子“刻书祝寿”始末及其贡献

清代嘉庆年间,福鼎市秦屿镇发生了一件出版家、训诂学家、版本校勘学家王遐春、王学贞父子“刻书祝寿”之事：1809年,值嘉庆皇帝50寿辰,王遐春恰与仁宗同龄,其子学贞时任宁洋县（今宁化）训导,被福建巡抚张师诚选调省城参与编校贡书,趁此机会,王学贞恭请巡抚大人撰文制锦为其父祝寿。王遐春闻讯后,即修书一封派人送往福州告诉学贞：“取古名人著作将灭仅存者,采梨伐枣先为古人寿,然后厕名校梓,得附古人之寿而为寿。”王学贞于是敬承父命,在学友梁芷邻、赵谷士、吴清夫、李秋潭、赵文叔等人的帮助下,收集唐先贤遗书一一校刊,次第告竣。其移风易俗的创举在当时成为美谈,对福鼎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地方人文素养的提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藏书楼“重藏轻用”论辨析

“重藏轻用”是国人对我国古代藏书楼的固定认知模式,但这种认知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种种史料文献证明藏书楼“重藏”是实,而说“轻用”则不符史实。我国图书馆的建设需要深入挖掘藏书楼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与西方图书馆的精华相互取长补短,最终形成我国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发展道路。     

从我国藏书史看图书“藏”与“用”的互动

在我国古代藏书史上,有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体系。这四大体系整体上有六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主观决定取舍和重藏限用的弊端。近代社会,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理念传入后,与我国优良的藏书传统相结合,孕育和催生了近现代图书馆（即传统图书馆）。近现代图书馆藏用并重,以用为主,在“藏”与“用”的互动上,大大超过了古代四大藏书体系。     

本刊2009年度“泉州杯”、“金华杯”、“柳州杯”征文评选揭晓

2009年,《中国地市报人》杂志分别与泉州晚报社、金华日报社和柳州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三个征文活动已经结束。其中“‘泉州杯’地市报业科学发展”征文收到来稿203篇,择优刊登34篇;“‘金华杯’提升子报子刊竞争力”征文收到来稿206篇,择优刊登34篇;“‘柳州杯’典型报道论坛”征文收到来稿198篇,择优刊登22篇。     

用现代表达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福州2017“‘宜夏’榕城文化艺术季”茉莉文化活动为例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深入人心,尤其是吸引青年一代,则是对媒体能力的考验。媒体必须善于引导、敢于创新,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上下功夫,寻找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表达方式,把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时代语境,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本文通过分析2017榕城宜夏文化艺术季中福州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的六场茉莉文化活动,试图为新时期、新背景下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弘扬本土传统文化提供一些借鉴。     

“藏、查、借、阅一体化”布局模式的改进构想

文章介绍“藏、查、借、阅一体化”的馆藏布局模式,指出这种布局模式在用户利用、建设经费、服务质量以及平等利用等方面的优点,分析其在检索效率、节约空间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不足。借鉴三线典藏制的三线书库划分和动态典藏理论,提出“藏、查、借、阅一体化”布局模式的改进思路与组织运作方法。     

曲径通幽处——中国山水画中的“巧藏”与“妙露”

中国山水画的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它不但在笔墨的运用上独具特色,在置陈布势上也有很大的“玄机”。正如王原祁所说,“画中有龙脉开合”。我们欣赏中国的山水画,不仅仅是看它的笔墨、构图,更需要仔细推敲它局部的巧妙设置。例如房子与树、树与山,树与舟之间的遮挡,正所谓山水画中的“巧藏”与“妙露”。这些“隐藏”在画面中的规律,给一幅山水画制造了“矛盾”,但这矛盾又是对立与统一的。这矛盾的存在,让画面动静结合,十分和谐,符合中国的传统哲学。我们可以从山水画的遮挡、山水画中的“藏”“露”,中国的诗歌与山水画去研究中国山水画中的“巧藏”与“妙露”。     

论古籍版本著录中的“刻地”问题——以清代四川刻本为中心

“刻地”是古籍版本著录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历史源流、中外学者论述、古籍编目标准化、学科发展等角度论述了著录“刻地”的必要性,参考四川省11家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数据和《中国古籍总目》的抽样数据,统计了其中的“刻地”著录比例,了解了当前古籍编目中“刻地”著录的实际状况。文章以清代四川刻本为实例,提出鉴定与考证“刻地”的具体方法,并对考证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因素进行了举例说明。     

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

"胡禄"、"箙"均是古代的藏矢之器,然其来源却有不同."胡禄"源自外来文明,由西北边疆的马背民族传播,形制稍长,以兽皮为材料.而使用"箙"的中原地区军队以步兵为主,没有游牧民族那样多的兽皮,因此藏矢之器以竹或木制成,箭室稍短.     

“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

明永乐年间官方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9部著作中有7部以元代新安经学著作为底本.新安经学著作因徽州、建安发达的刻书业而广泛流布,为“大全”取材提供了可能;而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体例则是“大全”纂修者取材新安经学的根本原因.新安经学的“纂疏”体例中保存有不少古注疏,这一特点遗传到了诸“大全”之中,对后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从“分”的使用看《黄帝四经》与《慎子》的成书先后

学术界对于《黄帝四经》与《慎子》成书先后的问题还存在诸多争议。"分"(fèn)是一个在《黄帝四经》与《慎子》中均有使用的重要概念,分析两部文献对于"分"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