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日本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流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形象处于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化所构成的张力之间,作品中既有对日本的否定、批判与丑化,同时也对日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仰慕、迷恋与美化。“九·一八”事变后,作家对于日本的集体想象迅速滑向了意识形态化一极,日本失去了它在前一时期文学中的某些可爱之处而演化为一个妖魔化的他者形象。     

"他者"视角下的中国--从后殖民语境解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与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这两部著作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西方讲述中国人，与西方人带回去的中国形象相比，他们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东方。但他们描述的中国人终究还是脱离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有对应依附的后殖民色彩。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辜与林的创作是在西方话语权的隐蔽制约下用西方的期待视野来阐释中国。     

美国影片中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以《功夫熊猫》系列为例

从默片时代开始,中国人形象就以“他者”的身份开始出现在美国电影中,在“我”的注视下,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大多呈现为负面形象。在《功夫熊猫》系列中的中国元素,作为美国影片“我”眼中的“他者”,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读依然存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这个他者更多地表达了“我”对社会及周围关系的一种渴望。     

论题: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

<正>左玉河教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两种各自独立发展而有着较大差异的文明。这种差异,究竟是根本性质上的带有民族性的差异,还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这是五四时期乃至近代中国人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也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长期困扰中国人的重大问题。今天重点讲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中西文明差异问题认识的历程,弄清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差异。大体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对     

《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还原

《西行漫记》发表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被严重扭曲、污损甚至妖魔化。《西行漫记》发表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行漫记》通过真实的客观呈现、文学的政论表达、现场的直观感受，将一个被贬损的“赤匪”形象还原为了一个真实的“救星”形象，特别是将读者心目中被妖魔化了的反面形象转化为了真实的正面形象，仍具很大的现实意义。     

“胡萝卜”原则与激励文化

“胡萝卜＋大棒”．一直以来都被奉作西方管理的真经。中国人的描述还要更形象一些，叫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在现代管理的范畴中，“胡萝卜”被引申为有效的赏识和激励机制。胡萝卜文化，即激励文化。简而言之．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从日剧《月之恋人》解读中国人形象

运用形象学相关理论对日剧《月之恋人》中的中国人形象进行了解读,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中国社会中的民众群体形象、中国女性形象、在日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对注视者日本的“自我”形象也进行了阐释。认为该剧较为客观理性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辩证地处理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我国与西方家庭德育文化的两种明显差异

我国与西方家庭德育文化的两种明显差异□吕静我国与西方家庭德育在人类一些基本问题上，有其共性的一面，即均主张“扬善除恶”、“尊老爱幼”，唾弃“唯我独尊”、“损人利己”。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道德准则和行为习惯，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家庭德育中还存在着某...     

“怪诞”与“荒诞”

“怪诞”一词在西方有两种用法 ,一指本义“洞窟” ,二代一种审美形态。“荒诞”一词在西方有三种用法 ,一指本义“不和谐”、“与理性相背” ,二代一种戏剧流派 ,三代一种风格载体形象 ,即风格形象。“怪诞”指代审美形态和“荒诞”指代风格形象时两词容易混淆 ,原因第一是它们都有滑稽形式 ,第二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重合为同一对象。两词容易混淆还与它们中文译名中有同一语素“诞”相关。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２０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西方学术界“轻蔑缄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最初的“复兴”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欧美广泛传播，出现了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再度“复兴”阶段，这次“复兴”，除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８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新的取向     

中国：传统与变迁（节选）

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论人口，论国力，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相埒。今天中国人口达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到1／4。近几十年来世界迅速“变小”，     

试论思维模式差异与英汉句法翻译

在语言和思维密切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民族思维影响和决定其语言的结构和面貌。句法是民族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也是民族语言“深层结构”的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西方人偏好分析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偏好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中国人注重“统一”,偏好主体意识,西方人注重“对立”,偏好客体意识;中国人擅长顺向思维,西方人偏好逆向思维。中西思维差异在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是影响英汉句法翻译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和18世纪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了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无声胜有声——“细读”波特的《老人》和《他》

波特的《老人》和《他》两个中短篇故事充分揭示了语言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言语的人物不仅书写自己的身份，还构建语言来书写他人，通过书写他人来表达自己主观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颠覆他人形象以衬托自己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有助于读者明白波特的无声世界为何有声有色，无语人物又为何有血有肉。     

从20世纪西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看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传统的“英雄人物”从20世纪西方小说中的“悄然引退”，决不是一种孤立和自发的文学现象，它是西方壮会演变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英雄”们的主要形象是“张扬自我”，20世纪的“反英雄”们的突出特点是“寻找自我”，“张扬自我”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能做到，“寻找自我”则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种挑战。西方社会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和反叛，宣告了传统价值观在当代西方人意识中的全面瓦解和崩溃。但由于新的价值观念还没形成，又使许多人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中国"龙"的标志,能改吗?

从古到今,龙都是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中外普遍认同,中国人也往往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平添几分自豪感。然而,“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最近,有专家认为“龙”的形象容易让一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产生误解,因而不利于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推广,甚至还会招致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歪曲。由此,专家建议有关部门重新塑造我国的形象标志,这就是说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消息一出,马上引来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人们心中的图腾可能要改了,你能接受吗?我来到广州某高校一所附属中学,听到一些同学和家长就此发表的意见。     

“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

能不能在“全球化”中西方所形成的话语霸权面前，将西方人创造的伟大文明的精华部分借鉴过来，将西方人称之为“现代病”的糟粕部分拒之门外，这就要靠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和前景李希光在《再论“妖魔化中国”》（载《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是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表现,它的政治目的主要是在公众中煽动化华情绪,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为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全球西化服务。他们要把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引向中国”。“主张像传教士那样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努力,”要西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肆鼓吹西方文明和制度。他们把西方文明描绘成“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的一些最伟大胜利的…     

高旭诗词中的“西方”

高旭与近代中国的风云演变紧密相连,他在诗词中择取与言说"西方",并不是源于欧美的直接经验,更多是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化的西方知识,主要包括先进的西方政治形象、志士仁人及开拓者形象、理想化的新女性形象、秀美的自然风物与淳朴的风俗民情、瑰丽雄奇的富士山等。他突破古典诗词的局限,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智慧地利用中日两国相似的文化背景,曲折地表达了晚清知识分子在中日关系逆转中反观自我的苦闷与焦虑,同时强烈地折射出他们欲借现代化转型重构民族个性和未来中国的心理诉求。     

季惠杰:建国后知识分子形象之精神走向

建国后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精神走向:一是在1949至1978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昂扬乐观地走入精神“乌托邦”。建国的隆隆礼炮涤荡着来到阳光下的知识分子,实用理性和政治激情、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支配,使得此期的知识分子疏于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早春天气”中的知识分子孩子般地认为天是蓝的,地是绿的,人是美的。理想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想化使他们迅速走入精神“乌托邦”。二是在1978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