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目标、本质及其二重性

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围绕着经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解释学。中国古代经学解释的主要目标围绕着“道”而进行,其中基于现实国家治理的“治道”是其解释的基本诉求。在古代,基于“治道”的不同建构而形成了汉、宋两种经学解释的类型,统治者们都想借此建立基于话语权力的文化认同,从而为政治统治提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儒经本身也是古代天道人事的承载,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所以,古代经学解释体现出了语言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主观与客观、天道与人事、内圣与外王、历史与现实等等多种二元性或曰二重性。虽然如此,古代解释者注重通过经学解释的张力来化解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经学的现实价值。     

霸权的失落——经学独断论及其近代批判

经学独断论在中国古代曾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是提供政治合法性和价值有效性论证的意识形态，还是科举取士的内容与正统标准。也是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学者的学术创造则以注释经典为基础。近代伊始，经学作为合法性资源已走至穷途末路．在经受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两方面的批判后．经学独霸天下的局面彻底消失。对经学独断论进行批判的这一过程不仅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解放思想及新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促进了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东汉关中学派述论

东汉时期，关中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经学人物与经学作。从区域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王船山的经学成就及其理论特色

船山经学成就卓著。本文通过从清代学者对船山经学的认定，进一步论证了船山经学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批判程朱的客观唯心论和陆王的主观唯心论，集百家之长以为己用，终于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从乾嘉朴学到唯物史观——以经学研究为例看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

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经学与古代文论命题

"命题"作为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基本方式和构成古代文论思想理论的基本因素,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命题凝聚着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但在近百年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却很难找到命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因而,命题作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亟需展开的课题,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论命题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而经学与文论命题之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经学是古代文论命题的生成渊源,最早的文论命题就诞生于经学元典,之后经学家的释经著述提出了大量的文论命题,促进了文论命题的发展壮大。其二,经学影响了文论命题以"论述性"为主的学术特征。文论命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描述性命题,二是论述性命题,并以论述性命题为主流。论述性命题"以论为本"学术特征的形成,主要受经学的影响。因为经学作为一门理论研究性学术,主要运用论证性的理论化语言表述思想观点,出自经学以及受经学影响的文论命题都具有论述性的学术特点。其三,文论命题的价值意义受经学影响。一方面很多经典文论命题因其内涵受经学影响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很多受经学影响的命题因其在古代文论的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东汉末年经学教育衰微原因述略

我国古代经学教育在东汉臻于全盛,对此,前人论述详备;然盛极而衰,东汉末年的经学教育江河El下、辉煌不再,是为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之一大转折与变局,其原因何如？兹尝试述论之。     

经学元典与古代文论体系

古代文论具有体系性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在经学元典中已露端倪.因为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学元典包蕴着丰富的文论思想,主要涉及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主体理论.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观点作为古代文论的元初思想虽然在论述的具体性、细致性等方面还不够充分,但由于大多数观点是从哲学观念或对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看法的角度提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较深的层次,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因而对后世的文论建构具有支配性作用.经学元典中所提出的"言志"说、"吟咏情性"说、"感物生情"说、"教化"说、"美刺"说、"治世"说、"惩恶劝善"说、"文质彬彬"说、"通变"说等构成了古代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及文学发展论的核心观点.此外,经学元典所涉及的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及标准等对其后的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影响.后世文论家通过对经学元典中文论思想的深化阐发和开拓发展,建构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经学元典中的文论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思想源头.     

郑玄研究论纲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是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郑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十分重要。     

郑玄研究论纲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是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郑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十分重要.     

西汉经学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是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连绵不绝,长达二手余年之久。可以说,经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学术特征之影响

按照学理,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以抽象思辨、理论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性学科,应该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其理论,应该运用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分析论证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用论证性文体来建构其理论,这样才能体现出以"论"为本色的学术特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论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和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并严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走向当代。事实上,古代文论并不缺乏"论"的学术特征,只是目前尚不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形成这种学术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经学。经学对古代文论的"论"的学术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二是逻辑论证的表述方式,经学关于文论的表述,以逻辑论证为显著特点。三是理论性文体的运用,一方面经学元典中"要言"、"语录"式文论文献从文体形式上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经学家阐释文论问题所运用的"论"、"序"、"书"及"诗话"等文体,都体现出了突出的理论性特点。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人——吴承仕

吴承仕（1884-1939年），字检斋，歙县昌溪人，清末举人，举贡会考第一名，著名的经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弟子。吴承仕精研音韵学和古代名物制度，与黄侃有南北两经师之称。吴承仕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主讲《国故概要》、《经学史》、《古籍校读法》、《三札名物》、《六书条例》等课程。他的经学造诣很深，著述甚丰，尤其在礼学研究上成就最大。     

浅论范文澜与他的经学研究

范文澜是与郭沫若并称的老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除了两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代表性论述之外,还因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经学,被誉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的开创者。以下我们先简要叙述他的经学研究历程,之后再进一步论述其经学研究的特点。     

10不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地地域差异。北方长达400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的创作与发展,和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正是在汉代经学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使得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伟大的《史记》,成为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史书,为后代人所鉴赏与追逐,并且对人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借鉴其重要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逐步地超越和丰富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健全、思想开阔,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地向着文明前进。     

论《左传》与韩、柳的古文笔法

中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及学术的转折期,中国古代学术进入所谓的近世化阶段。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左传》学发生了转向,其经学意义不断被消解,文学性却日益受到文人举子们的青睐。汉唐经学体系中,经学家们囿于经义,对《左传》的文学性更多地持批判态度。而韩愈、柳宗元二人在学术理念上挣脱了汉唐经学的牢笼,在文学观念上又经过了魏晋、盛唐文学的洗礼,他们开始抛开所谓的经义,接受《左传》的文理。当然,韩、柳二人对《左传》文学性的认识并不体现在古文理论的创建上,而是表现在古文创作的笔法上。韩、柳二人的古文创作从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左传》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