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杨雅丽著《礼记研究》

以《礼记》作为重心，着重从文化学角度对礼学进行专题研究，是礼学研究的最聪明之举。《礼记研究》一书有如下特点：一、纵横驰聘，游刃有余，二、笔之所致，广有新意；三、借助优长，填补空白，大量融汇有关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它的特点。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是当今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庾蔚之礼学著作考证与辑佚

庾蔚之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很重要的礼学家.他的著作很丰富,但已全部散佚.清人马国翰辑佚了庾氏《礼记略解》一书的部分内容,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而庾氏其它礼学著作仍有相当数量的佚文散见于《通典》、《礼记正义》等书之中.本文在马氏辑佚工作的基础上,对庾氏礼学著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与辑佚.通过考证,本文从《颜鲁公集》、《礼记正义》、《通典》与《晋书》中共为庾氏《礼论钞》辑录了82条佚文;从《梁书》与《礼记正义》中为庾蔚之所注《丧服要记》辑录了2条佚文;从《通典》中为庾氏《礼答问》辑录了1条佚文.此外,本文还对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庾氏《礼记略解》的不当之处进行了匡补.     

清代礼学研究的复盛和礼书编撰的兴起

清代礼学的复兴一向以来被归为受文字狱影响和稽古右文政策的引导,但笔者梳理发现,清代礼学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     

经典话语的另类诠释:纂编重构——《礼记》诠释方式考察之一

作为一部特殊构成的经典,《礼记》在经学史上拥有多样化的诠释方式,对全书篇目编次进行纂编重构就是其中一种。相对于名物制度考释、文辞训诂和礼义疏释等传统方法来说,纂编重构是经学诠释中的另类,数量上也属少数。通过对这类诠释著述的纵向疏理,可以探讨著述者在诠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建构礼学体系的努力、思想倾向及其诠释学意义。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     

“五经”中的《礼》纠误

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的《礼》到底指什么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认识．这与“三礼”的合称有关。本文从“三礼”的名称、形成时代和内容、取得儒家经典地位的时代等角度论证汉代“五经”中的《礼》当为《仪礼》，唐代以后“五经”中的《礼》当为《礼记》。     

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礼"的传承与转化:中国当代公共文明的本土资源

《礼记》一方面记述了殷周以来有关“礼”的种种制度、仪节和观念,同时又通过对《仪礼》的解释、发挥,体现了孔子及其后学重建礼制秩序的构想。《礼记》中针对家族以外的社会行为规范,可视为中国“公共文明”之发端。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和国人文明意识的日益自觉,《礼记》所阐述的礼学体系需要进行基础性重构,从中国传统之“礼”的精神和原则中,可以传承和转化出自由、自律、分享和责任等现代性观念,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文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     

《礼记》语言的艺术成就

《礼记》是反映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重要献，也是展现上古书而语言艺术魅力的珍贵本。《礼记》大量使用凝练而意蕴深刻的语句，语言言简意丰，具有深邃隽永的审美特征；使用多种修辞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长短句、整散句交替使用，使语句呈错综变化之美。     

两汉三国三礼学博士制度考述

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而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当时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唯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本文对两汉时期《仪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新莽时期《周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和三国时期《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凌廷堪《礼经释例》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乾嘉时期的徽州学者,以礼学研究而著称于世。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凌廷堪继承了戴震的治学思想与方法,用以考证上古礼学的本来面貌,进而探寻孔孟之道以恢复古礼的儒学本体地位,正本清源,回归汉学。通过对凌廷堪《礼经释例》的研究,借以理清礼学历经千年的衍变及其对戴震礼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并发掘清代"以礼代理"学说的发展脉络。     

朱子《家礼》的实质及其特色

朱子《家礼》是朱熹礼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庶人礼书"。虽然历史上关于这部书的真伪问题说法不一,但近代以来已基本倾向于该书出自朱熹之手无疑。综观《家礼》,宗法制度是其实质和核心,祠堂制度和祭田制度体现出其特色,冠、婚、丧、祭的礼仪规约都是围绕着这三方面来展开的。     

《三礼注》中的动结式

通过对郑玄注释语料的考察,以形式和意义为判定依据,断定《三礼注》中确实存在动结式,这说明东汉时代动结式确已产生。早期动结式主要是由"V1(a类)+V2(b类)"和"V1(a类)+V2(c类)"两类连动结构经过重新分析而成。     

宋明士庶礼书述略

宋明时期形成了专门针对士庶礼仪生活的文本规定。宋代礼典明确将士庶作为制礼的特定等级,将士庶之礼明确列于礼典,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规定。私撰士庶礼书因应平民社会的兴起而出现。北宋司马光《书仪》是对前期"家礼"、"书仪"传统的集成总结。南宋朱熹《家礼》以古制为蓝本,以时俗为参酌,清楚标明"冠昏丧祭"四种彰显人伦的人生仪礼的连续性与重要性,标志着民间士庶之家常行四礼的独立与成熟,并为士庶礼书提出基本而完整的体例架构,开启了后代民间家礼(四礼)之学。     

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

王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文献学、礼学和经学。近年出版的著作有《三礼研究论著提要》（120万字,下简称《提要》）、《（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等。目前,正在从事《礼记汇校集注》的撰写工作。     

船山履卦之礼学意蕴

船山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在解《易》过程中,注重阐发《易》中九卦之礼学精神,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的礼学精神。因《易》以显礼,船山最关注的是《易》中履卦的礼学意蕴。《履》即礼也,是哲人早期对履卦礼学精神的原初阐释。船山对《履》之卦爻辞进行辩证分析,指出《履》之礼学精神乃“谨于衣裳袺襘,慎于男女饮食而定其志”,履卦的礼学价值在于“正名定分,别嫌明微”,从而实现了《履》卦礼学精神之价值开新。     

解读诸经(下)

四、《礼记》解读《三字经》在讲到学《礼》时,是把《周礼》也放在其中;而且在讲到《礼记》时,同时提出大小戴(即戴德与戴圣)各自注释过《礼记》(即《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问题。如“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我们这里所讲的《礼记》,是由戴圣所最后删定的《小戴礼记》,共49篇。后经东汉郑玄作《礼记注》,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将其列入《十三经注疏》,《小戴礼记》便成为后世通用的《礼记》的范本。《礼记》,也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成书于战国到西汉之际,其中对礼制的内容、礼制的…     

源流毕现 填补空白--《清初三礼学》评介

以《周礼》《、仪礼》和《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清代三礼之学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论著也多为专题性论证,缺乏系统、全面的考察,这不能不说是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一大薄弱环节。令人欣慰的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林存阳先生撰成《清初三礼学》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6万字),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将清代三礼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从学术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三礼学的发展脉络、思想…     

朱熹礼学的经世倾向

朱熹礼学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朱熹主张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能拘泥于礼书和古礼,使礼的精神与时代的变迁相符合。其变通古礼和简化古今礼的主张,正是为了让礼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为现实社会所采用。《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体现了朱熹的经世理念,通过这两本书,朱熹将修身与治国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内外兼修的礼治思想体系。朱熹强调礼的践履性,并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论《礼记》的辩证智慧

《礼记》是一本凝聚中国古人先哲辩证智慧的书籍,其辩证思想是通过对定礼之由的阐释和行礼之则的规定来表达的,比如行礼要根据时宜表达了矛盾的特殊性,礼不能逾节表达了适度原则,对于屡教不改之徒就流放他们并且永不续用,这反映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等。但是《礼记》更加注重的是人伦日用而非形上研究,加之《礼记》内容驳杂而论证又缺乏逻辑性,其结果是《礼记》中虽有朦胧的辩证思想却难以形成系统的辩证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