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合刊本考

《毛诗正义》初为单疏本,与注疏合刊始于南宋绍熙年间由黄唐所刻越州八行本,南宋末年,建安刘叔刚在八行本的基础上主刻十行本,并且附入陆德明的《毛诗音义》,是为后世注疏之祖本。其后,元刊八行本十行本、明监本汲古阁本、清嘉靖本石印本、中华书局本,以致现在的李学勤标点本,皆沿建刻十行本递修而下。     

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價值研究

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禮記正義》是為時最早之《十三經》經、注合刻本之一,世稱黃唐本,又稱八行本。民國初年,廣東南海潘宗周（1867～1939）寓居上海得此書,印寶禮堂宋版《禮記正義》百部以為流傳,并對八行本進行了仔細校勘,作《禮記正義校勘記》上下兩卷。潘氏《校勘記》記述詳實,從內容、版本等各方面對八行本《禮記正義》進行了研究,揭示了八行本的價值。而《校勘記》本身也有着很大的價值。     

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

据(北宋)王溥《五代会要》记载,经书之雕版,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依石经文字雕刻九经印版。两宋以降,刻本浸多,有越刊八行本,宋十行本,宋蜀刊本,宋建刻九行本,金刻本,元刊本,明代的闽本、监本、汲古阁本及清代的武英殿本等。其中宋十行本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以释音和注疏,为诸本中最善之册,但并非最古之册。而明代诸刻本由于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汲古阁毛氏本已漫漶不可识读,经人修补后,更多讹舛。清乾隆时所刻殿本也有不少错误。     

《尚書注疏》校讀劄記

本文以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的《尚書注疏》爲底本，對校宮內廳本、八行本、四庫本三種阮刻系統以外的《尚書正義》版本，考校異文，定其是非。     

刻刻小队在行动

“腾出小小空地,给一点点时间,‘刻刻小队’给你阵阵笑声。”啥叫“刻刻小队”?可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个小队就是我们温岭市城南镇中心小学的“名队”。为啥有名?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小队,而是分布广、数量多、活动面大的众多小队组成的。还有它那怪怪的名字“刻刻”,其实并不怪,“刻刻”就是“每时每刻”的意思,它是在课间10分钟里每时每刻都活跃在队员们当中的小队。明白了吗?     

福建官刻考略

福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在宋元明三个朝代七百多年间,福建一直以其刻书种类、数量居全国首位。流传至今的古籍中,也以福建刻本为多。目前海内外学者研究宋元明古籍,无不研究福建刻本;出版家重刊宋元明古籍,无不以福建刻本为底本或校勘本。历史上福建刻书业高度发达的原因,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和发达的文化诸条件外,就是福建各级官吏积极倡导。今人谈及闽刻书史,往往对闽坊肆刻书和私家刻书的情况谈得较多,而对于官方刻书(以下简称闽官刻)的情况却谈得甚少,尤其是闽官刻在闽刻书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几无涉及。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索。     

痴情刻瓷乐在其中

刻瓷艺术,就是在无花的素瓷器上通过雕凿刻制出人物、花鸟、动物、风景、文本、图案等的·种艺术形式,使绘画与雕刻技艺融为一体的艺术。其作品既要有绘画的意境,又要有刻瓷的特色,更要突出刀凿的金石趣味。雕刻瓷的种类很多,如瓷瓶、瓷盘、瓷板、茶具、文具等。 一般以瓷盘最为普遍。 我接触刻瓷艺术是在与朋友闲谈时得到的启发。起初只是一种好奇,在尝试着刻了几件作品之后感觉到刻瓷很有情趣,它不仅能充实业余生活,而且可将零散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为了研究刻瓷技艺,我虚心向刻瓷老师请教,买来了瓷盘,自制了刻瓷工具,经常参…     

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传世的《金瓶梅》刊本,可大致分为三种: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传为明崇祯间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清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本。其中《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与词话本《金瓶梅》相比较,又称说散本《金瓶梅》。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对此书是这样著录的: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刻书的启创性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逐渐从民间进入官府,由民刻走向官刻。家刻本蓬勃兴起,坊刻本继续发展,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私刻和坊刻逐渐形成。     

学点箓刻

一枚印章,刻完印面后,还须刻上边款,才算整。边款刻的是正字,内容可多可少,简单一点就刻上××年××刻,送人的则要先刻上××留或××指正再刻年份和刻者姓名,年份还可以用支纪年,如刻“壬申”两字代替1992年。有的还加(?),刻上自己的心得,内容就多了。边款的位置有一定的规矩。刻一面的定在印面     

史崧《黄帝素问灵枢集注》音释考

明《道藏》收录有宋史崧《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其主要价值体现在版本及珍贵的历史语料两个方面。此书今存版本众多,但根据藏本的卷目分合情况及避讳用字推断,当是源出宋本。此编音注类型丰富,继承了六朝音义书的特点,或单纯为疑难字标音,或据字形、读音、词义相关联的原则以音读传递训诂内容。音释中反映出的语音现象显示,作者是以方音入注,既有符合通语演变的一面,也带有个人方言的特征,从而为考察宋代汉语语音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释“自行束惰以上”

“束修”二字,自皇侃疏：“束脩,十束脯也。”朱熹注：“脩,脯也。十艇为柬。”后之学者皆以“束脩”为弟子初次拜见老师的见面礼。今传本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柬修以上,则皆教诲之。”并未明言此“束脩”即是“束脯”。《尚书·秦誓》孔颖达疏：“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脩饰’,此亦当然。”《后汉书·吴佑传》：李贤注：“束脩,谓束带修饰。郑玄注《论语》曰：‘谓年十五已上也。”’是孔安国、郑玄谓自十五岁“束带修饰”之童子以上者,孔子“未尝不诲也”。孔子设教授徒,“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亦即《礼记·大学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必待大学之人,故孔子授徒,似不当以“束修”即“十艇脯”为“诲之”的条件,而当以是否具备大学学习资格为“诲之”的条件。故本章“束修”之说,当以孔颖达引孔安国《论语》注及李贤等引郑玄《论语》注义长。     

六臣本《文选》李善注研究

《文选》赣州本是以明州本为底本,参校当时的其他诸本,很可能包括李善单注本残帙与五臣单注本而成。宋建本的确出自赣州本,但宋建本对赣州本在改编六家注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作了更改。     

《撰征赋并序》注释失误举例

谢灵运《撰征赋并序》历来无注。岳麓书社近年出版的新校注本《谢灵运集》有注,但失误极严重。本举10例以明之。     

日藏唐写本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末《集解》来历新证

日本神田文库所藏裴注《史记.河渠书》残卷之论赞末附有一条《集解》,该注与《河渠书》论赞及正文全不比附,实是游离篇外。此条《集解》亦见于北宋景本以来的传世刊本《史记.河渠书》篇末,沿存至今。考察这条《集解》之来历,可知唐写本此卷祖本——六朝《史记》夹注本与徐广《音义》、裴《集解》所据本《史记》有异。唐写本《河渠书》残卷末的这条游离《集解,》为研究《史记》夹注本的源流及其与北宋景本以来存世刊本《史记》之传承关系提供了一项重要线索和证据。     

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

今本《楚辞》以传释经的编纂体例是刘安定下的,屈原作品为经,述骚作品为传。在儒家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汉初期,楚人刘氏建立的汉朝对楚文化的优秀代表屈骚十分推崇。即使在提倡尊儒的汉武帝时期,"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也为屈原作品提供了称经的文化空间。随着楚文化与各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汉朝政府无需再以楚文化自我标榜,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屈原作品称经的真相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山谷词》校注商榷

本文对马兴荣、祝振玉两先生校注的《山谷词》一书中有关词语的注释,提出了商榷意见。     

《吴越春秋》徐天祜音注探析

元代的徐天祜注解《吴越春秋》，主要做了校勘、注音、解词、释句、探源、评析等工作，本文对此进行了分类性的说明论述，以期对此有更明确的把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考辩

文章列举了版本学界对“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三种不同的观点;考证了刘向校书的三个步骤;分析了这句话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最后对三种观点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按鉴”考证音释与理学视野下的小说评论——周曰校本与夏振宇本《三国志演义》的评注研究

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三国志演义》是《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中相对更为历史化的两种刻本。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刊刻者参考理学家的历史论著,依照史学体例,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评注。这两种刻本的校订刊行虽未明确标出“评点”、“批评”字样,但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了评点本的功能。通过分析两种刻本的评注文字,阐释其受理学家历史观影响下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历史化评论,揭示其在小说评点学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