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

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     

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

山西中南部指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西麓,此地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主要吸收了新都洛阳造像因素,也部分地继承了旧都平城佛像特征。这些实例存在多种袈裟形式,体现了浓厚的地域和民间色彩。占主导地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据袈裟微观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分为四组,均不同程度受到龙门窟龛佛像造型样式影响。其他袈裟形式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阳造型因素的同时,还部分延用了大同云冈石窟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续洛阳实例比例关系,人体造型均较为清瘦。这些造型特征,反映了该地区匠工倾注心力模仿洛阳造型新风尚的情形。     

摇钱树佛像“梵天劝请”与丝绸之路传播

在西南地区摇钱树佛像图案中，新发现有“梵天劝请”佛传故事的造像题材。这种题材在早期犍陀罗佛像艺术中十分流行，在秣菟罗佛教造像中较为少见。结合国内外新近出土的佛教遗物来看，四川东汉时期佛像与关中地区有传播关系，与鲁南苏北早期佛像图案存在共同之处，它们皆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渊源关系。依据考古资料可推论，摇钱树佛像的源头应该由西北绿洲丝绸之路传入。     

安县与城固摇钱树佛像的比较研究

四川安县和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枝叶佛像非常相似,其像可能出自同一粉本;安县佛像保存完整,可以补充城固佛像的缺失,纠正一些错误描述和结论;两者年代均为东汉中期,是我国最早的佛像之一.     

佛像画初传与六朝画家的佛画创新——论曹不兴的佛像画样式转化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以佛像绘画的方式宣传佛法,由印度僧人带来的具有西方绘画特点的佛像绘画样式并没有产生宣传佛法的作用,但佛像画最终能在中国广泛流传,并达到了完全的像教作用,这与最早接触佛像绘画的中国本土画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绘画史的记载中,最早接触佛像画的画家是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他的佛像画并非如许多美术史的著述中所说的完全就是西国的风格。根据佛教初传时期的史料和六朝画家的绘画风格记述,可以证明从曹不兴开始直至后来的诸多画家都对佛像画进行了改进,他们所作的佛像画与西国样式渐行渐远,并且都形成了具有本土化和时代特征的佛画样式,这些具有中国绘画特征的佛像画才是佛教在像教过程中得以流行的根本因素。     

佛衣样式中的“半披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

"半披式"是中国佛像服饰民族化进程中发生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佛像衣着样式.本文结合造像实例及律典规制,对7世纪前汉地"半披式"佛衣的披着方式及其演绎予以疏理,阐释其在同期多样化佛衣样式中的发展脉络.     

试论近现代阆中作为川北门户地位势弱及原因

阗中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为郡、州、府、道治所.川北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从近现代四川总体交通与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表明了阆中发展的推动力不足,其在川北地区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本文试以近现代阆中交通与经济区位的边缘化为切入点,从阆中与重庆开埠的内在关联,偏离近代四川发展中心,以及被排除于国家在西部发展战略之外的这几个方面来探求其作为川北门户地位动摇的原因.     

天门·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弥勒天宫图像的来源

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简论川北灯戏主腔音乐《胖筒筒》

一、川北灯戏的主腔音乐[胖筒筒] 川北灯戏是四川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戏曲形式，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活跃在川北广大地区，其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戏剧内容和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为川北人民所喜闻乐见，在川北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敦煌捺印佛像研究

敦煌捺印佛像是敦煌版画艺术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敦煌文献中捺印佛像的分析研究,就如何正确辨别捺印佛像,捺印佛像的用途以及捺印佛像演变为雕版印刷术的原因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