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俘虏军法研究

北宋的俘虏军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成文法规,另一种是皇帝、统军将领在军事行动时颁布的诏令或口头命令,二者都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北宋俘虏军法规定,宋军依法抓获俘虏会得到钱物或官职等奖赏,不按照规定抓俘虏或私自处置俘虏则会受到处罚。北宋俘虏军法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代时期军纪败坏的情况,对于维护宋军纪律、提高宋军作战的积极性、保障俘虏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商鞅变法是失败的吗?

从历史发展上看,商轶变注不是失败了,而是成功了。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思想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之宝。商鞅被“五马分尸”不过是其个体生命的悲剧。     

军法"降北者身死家残"述论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先秦时期的军法中有"降北"之罪。出土文献中也能找到这些军法刑名,而且还证实了相应的刑罚:"降北者身死家残",即在对敌作战时,战败逃亡、投降敌人者要被处死,他们的家人也要被处死或没收为官奴婢。秦汉军队严格适用这条军法以保障战争的胜利。     

商鞅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建构

战国时代产生的商鞅法家思想,在综合三晋法家思想和其他诸子思想的前提下,在秦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文章从分析商鞅法家思想的产生和建构入手,揭示了商鞅法家思想的以独尊的君权为其理想的原点,以人的性利说为动力、用历史进化观点作为理论基础和前导,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而推行法治;以重刑主义原则为支撑形成了一整套的法治思想,最终为秦国厉行农战,兼并六国构划一套完整思想和政策。     

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商君书》研究在文本校释、成书及真伪考证、思想分析、总体评价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使人们对《商君书》有了全新的认识,并自觉地加以借鉴。比较而言,真伪考证的成绩大于思想研究;而思想研究中评价又大于分析。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取向又严重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尤其影响了评价的公正性。今后的研究宜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矫正和加强。     

从云梦秦简看秦的经济立法

云梦秦简中的经济法规较全面地反映了秦人的土地制度、赋税劳役、农业耕作、手工业生产与管理、商业及货币流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现实情况，不仅在当时对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经济法规的许多内容为汉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     

商鞅法治思想对当前“依法治国”的启示

商鞅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流派中"法治"派的典型代表,商鞅主张将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严格依法治国,崇尚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这种超越时代范畴的思想对今天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先秦法家传播思想述论

历来学者对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研究颇多,但对其传播思想鲜有关注.值得重视的是,法家对传播功能、传播内容、传播体制、传播策略等方面的认识颇富创造性,其传播思想与实践对于法治主义的传播与推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律所见连坐法积极作用浅析——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中心

连坐法从先秦商鞅变法时开始施行一直到清末废止,历时久远,对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官吏施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连坐法,学界普遍持批判态度,但其在官吏施政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以及政府官员施政起到参考、借鉴之用。     

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赎刑制度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律,为研究秦史,尤其是研治秦代法制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依据秦简律及有关史料,从赎刑的种类,取赎的方式,取赎的方式。取赎的范围,取赎刑徒的管理等几个方面,对秦代的赎刑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秦汉的礼制与法制初探

在礼与法当如何配比以建构有效的政治文化模式，礼乐教化与刑杀，武功与威德当如何运用以调理民心，规范社会，巩固统一的问题上，秦汉统治者一直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这种摸索的过程就是礼与法从对立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协调的过程。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才摸索出了一套富有弹性和生命力的政治法律模式——“礼法结合”。在秦汉的历史长河中，礼制与法制两大社会控制系统处于动态发展的“混一”状态，这是我们认识秦汉礼制与法制真实状态的关键。“礼法结合”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主要的政治法律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合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独特的内涵和结构关系。     

试论秦朝的疆域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的秦朝疆域是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的疆域。后来,秦朝北击匈奴、南攻南越和西南通西南夷后开拓的疆域无法包括。整个秦朝的疆域应是东、南到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阴山,东北至辽东。由于后人引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朝疆域的失误,错把秦朝初年的疆域当成整个秦朝的疆域,造成千年之错。我们有责任纠正这个千年之错。     

论秦帝国灭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1]大约三年以后,秦帝国灭亡。究其原因,既有其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也有主观的、人为的偶然性。     

先秦道家的“身”论

身体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个体生存之依据,他者之代称,万物一体之载体。三种含义对应三种面向:对个体生命之依据的"身"之珍爱,对于完成他者之代称的身之内敛,对于万物一体之载体的"身"之屈从。三层面向杂糅交织,但都体现出老子的身体决定论。从"以身观身"的特定角度出发,先秦道家认为,身体的平衡才能带来世界的和谐无忤,个体的整全才能带来世界的整全。身体的本质是在和他者的对峙中限制自身,提高自身,激发个体生命的提高。     

秦汉时期的司法职务犯罪——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见

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形式规范司法官吏的职务行为,对他们在司法活动中的渎职或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加以严厉惩治。文章分析了当时司法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及其相应的制裁。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对唐律的影响,从而展现秦、汉、唐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始皇收缴武器对民众武术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秦王朝,作为统治措施之一,就是收缴天下之兵,在民间禁武。这对民众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阻碍民间武术的发展,一方面又促进武术新的项目的产生。     

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

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制的激励和规约是强化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春秋时期,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军功爵制体现了富国强兵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效聚合了秦国的尚武风尚,并通过厚赏严罚的制度设计,促使秦国尚武民风转化为战斗精神;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又以政府公信力为基础,确保法律实施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秦朝利用法律手段对经济行为的规范管理

秦朝重视运用法律规范社会经济行为,内容宽泛而具体,有利于经济活动有序进行和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但政府的过分干预,抑制了商品经济活动,特别是商品经济活动自身内在的活力。     

浅析秦代灵活的商业政策

秦代实行灵活的商业政策：一方面，抑制小商小贩及原六国商人，打击不法商贩；另一方面，重视大商品生产者，并给予部分大商人优待。这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并对中国商业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