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话语”与“矛盾心态”的意义建构——黄科安先生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延安文学研究”

延安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受到关注。黄科安先生转换新的思维观念,挖掘新的价值内涵,并在不富足的历史研究资料中去粗取精,大胆抛弃陈腐而失真的历史偏见,挖掘延安文学本身所饱含的多面性,复杂性。文章从作者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两种话语”和“矛盾心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作者在延安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长征书写与过渡期延安文学——“长征文学”的起源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术语体系中,“苏区文学”和“延安文学”因为命名方式的特点,存在外延上的模糊地带,《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及《长征记》集体创作等长征文学作品,便是模糊地带上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早期长征文学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打破了苏区文学形成的固有范式,诸多文学特征在之后的延安文学中得到了响应,但因为创作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境之下,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话语上依然与苏区文学保持了一致性,体现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典型特征。此时的长征文学作品都有着国际宣传的背景,它为作家开拓了文学传播的空间,为革命文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通过国际宣传的视角,可以看到“苏区文学-延安文学”转变的关键之处,也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     

一扇重新审视延安文学的智慧之门——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一书,不仅从学理的角度对延安文学形成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行解说,而且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典型作家为例进行详尽的说明,观点新颖、理由充分,为我们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通俗化：延安文学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革命化”启示

通俗化是延安文学的重要表征,它以语言的大众化来实现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工农兵化",从民间文学形式中吸纳通俗化创作的资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最终完成"工农兵文学"的体制性构建。延安文学的通俗化不仅具有特定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影响着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格局和面貌。同时也要看到,延安文学对通俗化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会导致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偏至与困境。     

“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延安文学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它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特点,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认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这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讲话》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论左翼文学在延安的转型与重塑

左翼作家奔赴延安,把左翼文学也传播到延安。周扬、丁玲、周立波等在延安的文学活动承续了左翼文学精神,延安流动着左翼文学的血脉。但由于左翼文学本身存在着的许多"非革命"的因素、左翼文学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周扬等理论家赋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地位等原因,左翼文学在延安遭到改写,延安意识形态改写了左翼文学的启蒙意识、自由主义、个性主义、颓废色彩等精神意识,改写了左翼文学的文学主题与人物形象等文学要素。左翼文学在延安发生转型与重塑,逐渐融化为延安文学的一分子。     

浅析后期延安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学进入了后期创作阶段,呈现出一派新面貌,其重要特征是大多数作家均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方式,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特定文艺政策及文艺受众的需求等客观因素有关,同时也与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及对传统审美的认同的主观因素相关。这一文学现象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但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缺陷。     

后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重塑

延安文学是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界分为前后期.后期延安文学在“工农兵”方向的规范下对左翼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塑:塑造了具有主体性的新农民形象,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权威,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管理内.这种重塑既是延安特殊的战时社会环境的要求,也是强大政权力量干预的结果.     

展示一幅生动丰富的延安文学画卷——评黄科安著《延安文学研究》

时势变迁,延安文学,那片阳光照耀下的黄土地,绵厚的黄土窑洞,汤汤延河,在这一片地域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文学,需要重新认识、思考。在这一领域里,杨义先生在1991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里,以“解放区小说”为题,分为上、下两章,以近一百五十页的篇幅论述小说创作的特色,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延安文学审视中,“以理性的眼光正视历史的舛误,譬如‘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整风中的偏颇对文学艺术个性的扼制,”是我们今人坚持的历史主义态度。     

文学本体性与文革文学研究——文革文学研究的反省与展望

革学研究虽然也曾产生过一批研究成果，但与现当代学研究和革学的重要地位相较，仍处在起步阶段。其经验教训在：革学研究更多纠着于政治学研究，而没有把学本体性放在重要地位；学术界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社会缺乏对于革学研究的必要的关注。革学研究有相当的学术发展空问。自如地谈说革学，将是社会成熟和进步的标志。     

周立波创作与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不仅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也为我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及文化的平民化作出了不朽贡献。周立波的创作忠实地实践了延安文学精神,把文学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文学的娱乐性、欣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走出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读后

王守雪的《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一书,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是第一部系统、深刻研究徐复观文学思想的专著。以徐复观的文学思想为题,回应时代问题,力图透过徐氏文学思想的力量来关注当代文学精神的发展,表现了作者对20世纪文学学术和思想史主要问题的通盘了解,也表现了作者的学识与愿力。也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才能走出困境。     

论影响“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文学发展的因素

“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文学是我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进行了全面领导的文学活动,由于它们的缘起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政治”成为影响其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这正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动政党政治和文学交错纠结的显著特征。我党正是借由“民族形式”论争的开展和延安文学运动的发起才逐渐在文化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占领了制高点,为进一步全面消解国民党统治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政治因素”对这两项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延续产生了深刻影响。     

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解读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近几年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的一种研究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广大的中小学校教师对于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解还只停留在表面上，本文从“保为教育叙事研究”等五方面的对这一概念做全面的阐述和反思，旨在进一步提升教师对这一新兴研究方式的理解。     

“新的思维观念”与“新的价值和意义”——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

黄科安先生的专著《延安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的规范,以一种＂新的思维观念＂来考察延安文学,挖掘出延安文学＂新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一、返回＂历史情境＂的＂知识考古学＂式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二、对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本土话语体系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的理性评判和＂高调＂肯定;三、凸现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建构;四、建立在延安文学＂接受史＂基础上的主体评判。     

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文本细读

问题意识与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中的两极,厘清这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问题意识需要在“文本”阅读活动中培养,尤其能从原始期刊和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中获得。文本细读十分注重“直觉判断”与“第一印象”,并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具体表现为“细节”的隐喻意义和语言的“能指”功能。问题意识与文本细读实质上秉持着一种“合理的误读”精神,烛照了文学研究的盲区和空白地带。     

"两种话语"与"矛盾心态"的意义建构——黄科安先生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延安文学研究"

延安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受到关注。黄科安先生转换新的思维观念,挖掘新的价值内涵,并在不富足的历史研究资料中去粗取精,大胆抛弃陈腐而失真的历史偏见,挖掘延安文学本身所饱含的多面性,复杂性。文章从作者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两种话语”和“矛盾心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作者在延安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在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执着探索——延安“文协”初期的文学大众化实践论析

延安"文协"初期对文学大众化的探索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新瓶装新酒和旧瓶装新酒,前者积极利用现代文学新形式来表现新内容;后者充分挖掘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从文学大众化的实际效果看,旧瓶装新酒要好于新瓶装新酒。     

当代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

李洁非从“人”出发,爬梳了文坛上一系列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通过一个个貌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人物,串联起那段特定时期全景式的当代文学号观。同时．他在客观记录人物、事件的前提下,又将个体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文学和当代历史的独到理解。《典型文坛》显然打破了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规范,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完成了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学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