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封建主流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沉重的负荷与苍凉的生存状态引起了当时精英女作家的关注与反思。作为台湾女性文学拓荒者的林海音,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用伤感的笔触描述了不同时期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通过不同女性形象的悲惨境遇对整个中国女性命运做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林海音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展现

林海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大都以自己的人生阅历为素材,书写北平和台湾的人与事,特别是她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女性身上,以女性的爱情、家庭、婚姻等生活为内容,讲述了女性命运的困苦与不幸,揭示封建伦理对她们鲜活生命的桎梏与戕害,行文中漫溢着女性的悲剧意识,表达她们要做“人”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的祭坛上——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女性设定的角色就是屈从的,女性作为人在男权的世界里被抹去了,她们只是性的符号和生殖的工具而已,她们没有自己的价值、爱情、事业、人生追求。《白鹿原》中描写的鹿冷氏和田小娥就是挣扎在这样的封建牢笼里的两个女性。本文通过对她们悲剧命运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禁锢乃至扼杀,并希望籍此说明女性解放的必要性,艰巨性。     

告别"怨妇"主题的当代女性写作

虽然近几年我国女作家的写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女作家们都在自觉地强调自己的性别意识.在"认识你自己"和"女人作为人"的命题下,勇敢地选择向男权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她们站在女性立场关注女性生活,关注女性情感,关注女性命运,作品中洋溢着浓重的女性主义激情,塑造出一个个勇于追求经济自主,人格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努力召唤实质性的男女平等.     

试论方方笔下以死抗争的女性形象

方方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女作家,她继承了“五四”女作家的传统,对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有着格外的关注,执著地为女性解放探寻新路。在《暗示》、《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奔跑的火光》等一系列作品中,她以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倾情于当代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在芸芸众生中默默地生死的女性的状态”,展现了她们的困惑与挣扎,写出了生活的艰难与悲剧宿命,以殷殷的女性情怀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     

女性独立人格的全新塑造--以张洁的《方舟》与朱秀娟的《女强人》为例

台湾女作家朱秀娟和大陆女作家张洁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基于共同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她们在创作中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准了“女强人”形象的塑造,通过揭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心路历程和婚姻命运,倡导女性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完善,建立起女性的独立人格。     

悲剧的女性与女性的悲剧——兼论老舍的三篇小说

老舍清醒地认识到 ,在下层市民中 ,女性的命运尤为悲惨 ,社会丝毫不给她们自立的机会 ,而贫穷与困顿一步步扭曲了正常的人性 :它荡涤了人的廉耻之心 ,它稀释了家的温暖亲情。女儿们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觉的物 ,被作为商品卖出去 ,这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她们的悲剧命运是世袭的 ,在家族中一代传一代 ,任何个人的挣扎都是徒劳的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童心世界

在“五四”文化大背景下,冰心、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等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初次打开心灵镣铐,关注童心世界。她们时而从诗意和哲理的角度赞美儿童世界、关怀儿童的成长,时而隐匿起成年人的身份去细心体察儿童的内心世界,时而着重抒写渗透着童心的女性世界。在对童心世界的歌唱中,“五四”女作家开拓了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有力反叛了封建父权文化,并在其中寄寓了她们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失望与对美好人性的热烈期盼     

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疯癫"女性书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创造的"女性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召唤出不甘于男权压抑,并对封建男权、父权表现出强烈反抗精神的"疯癫"女性。写作女性在具体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对"疯癫"女性的书写,正构成对传统文化书写中"天使"女性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     

消费文化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文学生产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文化语境下女作家的身份、文学期刊杂志以及出版社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地影响着90年代女作家的写作行为,并进而决定着她们文本的命运,与此同时也使得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产机制的积极介入在给女性写作带来繁荣景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作家写作中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召力,使女性写作陷进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并使其文化政治意义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