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心理探微

周作人的附逆是其一生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史实梳理和心理探究,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方面。周作人的附逆暗含着微妙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形势判断的失误和文化选择的保守使得他坚持个人主义而远离了集体和大众,欲超脱现实政治而实陷于政治泥淖,而其文化心态中的儒释之学及对日本文化的钟情,奠定了他附逆的思想和心理的基础。     

从周作人附逆后的一封信解读其元旦遇刺事件

周作人在1939年元旦遭遇暗杀,周作人就此事给友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暗杀事件的看法,展示了他在正式落水投敌前后的复杂心态。     

“附逆”背后的文化——周作人“附逆”现象研究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驳杂,自称所学为“杂学”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的“附逆”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本文从周作人对孔融、颜之推、陶潜等古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入手,深入探讨其内心复杂的情状。从而揭示周氏“仕伪”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由。     

周作人不南下的心理浅析

周作人的附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他在1937年没有随北大师生南下是他后来附逆的一个重要条件。周作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他所接受的西方的人权理念和人道主义观念,他对于个性自由的尊重,都是造成他没有随北大师生南下的心理原因.     

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部分作家都用过笔名，更有很多人拥有不止一个笔名。这给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多问题，往往一篇署有很陌生的作者名字的作品，其实却是属于某位著名作家。也有时候，一个大家看起来都很熟悉的名字，其实不过是另一个人偶然使用了与那个名作家的笔名甚至本名相同的名字。当然，要确定某个名字事实上是哪位作家的笔名，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作家本人还在世，也许还可以请其通过回忆帮助核实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作家本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用过某个笔名。如果是那些已经逝去的作者，研究者往往更要查找很多资料才能证明某个名字属于某位作家。     

周作人不南下及附逆后活动的一个解释

周作人不南下与后来附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仅仅解释周作人的思想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南下,因为这是一个行为习性的问题:周作人安于自己的书斋投资习性及其既得利益,而让他如此心安的是对所处环境的感觉体认与直觉判断——中日不可能发生持久的战争,最终要政治解决。周作人附逆之后主张以不变应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安身应对的策略:既是战前创作投资习性的延续,又对日本侵略者有所示意,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两面兼顾、两面讨好的话语效果。     

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讲演考辨

1920年12月19日周作人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讲演宗教问题,为学会讨论和决定宗教信仰问题提供资料和方法指导。这是他在学会的唯一一次宗教讲演,而《知堂回想录》则说成是第三次讲演。导致这种忆误的原因,主要是周作人当时混淆了少年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两个团体,以及日记“至第三次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之误。     

周作人散文略谈

周作人是散文大家,他既写作小品散文,又在理论上有明确的主张.其写作言志抒情,多以个人性情为主.     

周作人与比较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观迄今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他对比较文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却还未被发掘。周作人“异中有同,同中求异”的比较方法、尊重文化多元的胸怀以及“和而不同”的比较文学观对中国比较文学作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极具当下意义。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在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史期划分上重史实、重文学本体;在日本文学的总体特点上强调现世思想和"美之爱好";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文化角度和"同中求异",这些都对后来者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论周作人日本认识的局限性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和日本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其日本认识。周作人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的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认识显示出文化批评视野的局限性。     

论外来文化对周作人生活观建构的影响

周作人将其理想的生活观概括为“生活之艺术”。传统文化是影响其生活观建构的主导性因素。但周作人并未局限于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从而使这种生活观在呈现出“恋旧”的同时并不缺乏“趋新”的因子。     

论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周作人的关于“美文”的思想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他所说的“美文”开始近似于西方的Essay,后来又接近于晚明小品,在这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借鉴、模仿、创造中他形成自己独特的,也是经典的“美文”思想。     

对周作人人性问题的思考

周作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切入,对人的动物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个性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正确认识人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站在个人主义的视点上,试图模糊和消解国家、民族、阶级等观念以及为调整这些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各种规范、准则和价值观,这是极端错误的。他留给后人的教训和思索是异常深刻的。     

周佛海叛国投敌是日本侵略者诱降政策的产物

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策略失利后,阴谋瓦解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方百计引诱亲日分子投降,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战略。周佛海之流顺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需要,走上了公开叛国投敌的可耻道路。     

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

30年来,中国大陆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周作人集外文》。故以评述这几套大型文集为主干,然后再从周氏自己编文集、他人编文集、译文集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时至今日,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最为欠缺和紧迫,制约了周作人文集出版水平的提高。     

论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周作人是最早重视儿童教育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一,也是最重视儿童个性并努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为孩子自由的精神世界说话的学者。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重视儿童主体性,提倡对儿童实时性教育等先进教育理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

北京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北京的存在对二人成了一种参照,潜在地制约和丰富了他们对乡村中国的文化想象。倘若没有北京的生活经验,鲁迅的乡下小说图景或许不会那么浓地呈现出地域色彩;而周作人关于江南民俗的勾勒,也缺少了对比的色调。鲁迅对北京文化始终持有一种批判态度,而周作人则对北京文化从批判逐渐走向欣赏。打量周氏兄弟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可以感受到现代文化中的分分合合,兴衰流变。鲁迅与周作人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曾经有过密切合作的历史,也留下了诸多令后人玩味的故事。他们留给北京的,远不是文学上的花絮,倒是关于知识分子自我选择的文化难题。     

周作人散文中的英国情味

周作人以中国历史上的言志派散文为根基，在中国社会极为封闭的情状下接受了英国科学、哲学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开了中国小品文写作的风气，并使这种文体屹立于中国文坛，为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输入了新鲜血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