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以“五四”启蒙文学为开端,但其发展的历程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解放区文学不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结果,而是另一个时代的新的文学形态。９０年代对“五四”的“误读”,既有新文学“正史”情节叙述的“误导”,也有现实社会中理想主义激情的普遍丧失所导致的价值的失落。“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将继续进行,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道。但是,启蒙的方式很难再是“五四”式的精英对大众的权威言说     

周作人“五四”时期文学观的基督教影响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新文学理论家。他在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主张、译介外国文学,评论作家作品,以及从事新诗和小品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向新文坛评介了大量耶稣、基督和《圣书》(即《圣经》,《新旧约全书》),以及基督教的博爱、人道、平等、同情等宗教意识。这些同他接受的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学说、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一起,形成他“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基本思想材料。研究他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方式和思想特点,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他当时多方面的文学活动,而且对了解基督教与五四文学的关系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论茅盾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与苏联文学的影响

茅盾早期作为一个“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者,曾着重向新文坛介绍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包括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和一次大战前后出现的文学“新”流派在内的“新浪漫主义”,以提供新文学创作的借鉴。但他并不认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是新文学的归宿,他对“新浪漫主义”的“提倡”,其真实意义也不在于追随“新”派文艺的步履,以     

观念之争的背后——翻译与五四文体新秩序的建立

重新审视“五四”时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我们会发现,在围绕“文学之用”的观念辩驳之后,翻译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在持续的译介过程中,创造社通过翻译进入新文学的生成空间,支撑起以张扬个性为标识的浪漫主义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初生的白话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体式,改变了新文学偏重写实主义的原初文学资源架构,进而建立了与文学研究会“双峰并峙”的文学新秩序。     

论“五四”新文学观念及其相互关系

文章把“五四”多元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决定论、功利论、审美论、表现论和白话文学等五大文学观念，根据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理论、批评家观察文学的相位及相位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分析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论述了“五四”诸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联系。最后，文章超越“五四”文学观念本身，引出了观察文学现象的规律性认识。     

“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浅论

<正>“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了历史性变革,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在理论上,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人物与主题,把普通劳动人民与新式知识分子作为文学的主人公,以取代旧文学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而展示“批判旧道德,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权威与现代传媒共同运作的结果。它不仅是一部作品集,同时还具备了文学史的特征。《大系》在编选人员的组成、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编选作品的数目三个方面都影响了"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于《大系》的编选时间距离新文学的创作时间较近,同时编选者在编选作品和评价作家作品时很难剔除个人因素。因此,这种文学定位并非完全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系》对"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将不断接受新的检验和挑战。     

老向创作的黄土情结和大众风格

20世纪20年代,一场席卷中原大地的“平民教育”运动,催生了一位“农民文学家”———老向,是他将五四“平民文学”的倡导推入田野实践。抗战爆发后,他又率先进入通俗文学领域。一个自由派作家强烈的乡村意识和朴素的平民关怀,使他的文学创作直达民间和民众,较早搭建起新文学与读者受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看,老向的创作又是40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前期实验”。老向的文学实践表明,新文学从“西学“到最终走向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运行轨道,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学家们的理性自觉。     

深刻的总结 坚稳的奠基——1947年台湾“新写实主义”论争

194 7-1 94 8年间 ,发生在台湾文学界的关于“新写实主义”论争 ,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皇民化”殖民文化的历史清算。陈映真、曾健民发掘、整理并出版一批资料 ,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现实会面。从中可以看到 :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原则 ,是和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由毛泽东提出和确定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相一致的 ;每一个参与论争的人都毫无疑义地肯定 ,从领土所属到文化精神 ,到文学发展之路 ,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论争中 ,两岸文学交流是一个重要议题 ,许多参与者都发表了见解 ,两岸作家积极地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场论争对继承祖国五四新文学传统 ,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确立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 ,有着根本性的奠基意义。     

“五四”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将其审美视点置于张扬个性、反思传统的整体文化抉择中。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承传实践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与思考,这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的主动继承和发展。     

略论“五四”文学的文体解放

文体的大解放是“五四”文学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象“五四”这样,仅仅十年之间,就完成了文学语体的根本性转变,使向来为一般平民可望不可及的文学殿堂向广大平民敞开了大门;仅仅十年之间,就创制了现代杂文、话剧、新诗、新小说等如许之多的新文体;仅仅十年之间,就涌现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如许之多风格独具的作家;仅仅十年之间,就出现了自由诗派、象征诗派、新格律诗派、小诗派、乡土文学、     

论赵树理与五四反封建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的赵树理研究中,有的学者由于过分看重赵树理的"农民作家"身份,过分强调赵树理对"五四"文学的反思,忽略了赵树理创作在反封建精神上与"五四"文学的联系.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论述赵树理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反封建意识:赵树理在小说中涉及了反对封建思想的诸多领域;他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反封建的重大背景上表现农民的生活;分析赵树理在观察视角、作品的基调、思考方式上,与"五四"作家的差异.     

“五四”文学革命与西方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兴起的；文学革命倡导者曾大力提倡以西方文学作为创造新文学的榜样；这次文学革命取得的诸多成就都与西方文学不无关系。     

徘徊在“知识分子”与“文人”之间——“鸳蝴派”等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传统

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如何接纳“鸳蝴派”和张爱玲等“边缘”作家,是一个解释学的难题。,人们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解释传统接纳这些“边缘”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来精英化的文学史观念相应发生了内在分化和重组。考察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精英式想象如何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观察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能写出“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史”。     

精神分析理论与“五四”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我国“五四”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对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弗洛伊德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曾诱发出一种文学观念、文学技巧、文学情趣的变革。从而说明“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新文艺潮流接轨,其创作成果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起了促进作用。     

《黄鹂》文学史解读

《黄鹂》一文运用象征手法，用黄鹂来象征文学乃至文艺，言近旨远，寓意深刻，几乎成了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深刻反思录。现在，就让我们从文学史的视角来对其进行一番解读。众所周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是以１９１７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开端的。孙犁生于１９１３年，１２岁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所以文章开篇即写道：“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他十分喜欢鸟———文学，却“都好像没有见过这种”美丽的黄鹂———新文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之“新”就“新”在它大大扩大和强化了文学同现实生活的直接…     

重新建构“五四”新文学传统

重新建构“五四”新文学传统吴剑一、传统阐释发生了问题什么是“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作为传统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本文既然提出重新建构，就表明笔者对传统的阐释有所怀疑，要进行追问。问题首先发生在时间方面，即“五四”新文学究竟是指哪一历史阶段内的文...     

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为例

周作人认为文学应该重新发现“人”,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并主张以“时代”审视古今中外之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观的提出其意义重大：一是体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二是对周作人日后创作有着指导意义,并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三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汇与撞击.同时,随着对“人的文学”观的日益重视,人们开始反思“为人生”与“为艺术”、借鉴与自我殖民化的问题.     

论“五四”文学革命新传统

“五四”文学革命承担了打破旧传统、开拓华夏文学新传统的历史重任。“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留给我们的新传统就是文学思想开放的传统,就是重视人的精神解放、关心人性的重造的传统,就是文学家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崇高精神传统。有人怀疑“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甚至说“五四”是“文革”的前驱,这种看法至少是一种糊涂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开辟了新文学的广阔前途,而且它的长久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白话·民间性·鲁迅──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札记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的文学史意义和对政治与文学关系中的鲁迅文学姿态的阐释,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民间性立场及其价值取向,即白话文学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民间知识者个人主场的建立,不仅是重写了中国文学史,而且还体现了中国知识者的价值观立场的重建。这也可被视作是“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