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采诗制度与叙事诗理论的自觉--班固《汉书·艺文志》析论

中国叙事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叙事诗理论却一直到东汉班固才真正提出来,即<汉书·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班固清楚地认识到叙事诗的特征是在"感于哀乐"之"情"背后隐藏着"缘事而发"之"事",这种认识在两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汉代乐府采诗制度,对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产生了的极大的推动作用.采诗传统源自先秦,发展于两汉,在采诗传统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诗学观,即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政治.这一政治诗学观对后世文人叙事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看《汉宫秋》--《汉宫秋》主题新论

对于《汉宫秋》主题，传统认识有两大误区，即过分注重了王昭君形象的历史性和错误观照了作者的民族情结，从而导致理解与文本间多重矛盾的产生。根据对作品及作家的整体理解与剖析，《汉宫秋》是作者命运人生观的一种文学化图式，富有哲理意味。     

《汉宫秋》的“秋”该作何译

《汉宫秋》是元代著名杂剧家马致远代表作之一。英文中的“autumn”与汉语中的“秋”的涵义和文化意象不尽相同。根据“秋”字在汉语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文化内涵、《汉宫秋》作者马致远对“秋”的感怀以及该剧的悲剧性的抒情加以分析,并提出应用增译法翻译该剧名,译为“Dismal Autumn in the Han Palace”。     

《汉宫秋》新议

本文通过对马致远《汉宫秋》的重新解读,阐述该剧在创设“昭君和番”的历史背景,塑造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卓越见解与宝贵贡献,从而进一步认识这部剧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从西方悲剧理论看《汉宫秋》的悲剧性

《汉宫秋》位列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是我国古代戏剧中的一部著名悲剧。但由于中西悲剧理论观念的不同,很多中国的悲剧在西方人的眼中并非悲剧。从悲剧题材与人物设置、悲剧的情感结构、悲剧的结局及悲剧的表达方式四方面来具体探讨《汉宫秋》的悲剧性,借以突出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色。     

论马致远的创作心态与杂剧《汉宫秋》

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困惑着他们,苦闷、激愤的心态常出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杂剧<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作者在剧中创造了富含蕴意的人物和意象,剧中人物汉元帝和王昭君是作者人生中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的化身,他们从相知相爱到生死别离象征着作者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由矛盾冲突到理想最终破灭的痛苦过程.     

宋代内命妇封号问题研究

封号是宋代内廷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宋代内命妇封号在继承前代基础之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封号授予的等级和意义因受封者身份的不同而有别;另一方面封号授予和进迁已经趋向制度化。封号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内廷妇人身份等级、除授进迁等制度的进一步了解。     

宋代东宫制度考辨

宋代东宫权力的削减是伴随着宋代皇权发展而来的,东宫官职的阶官化、东宫率府的失职表明宋代皇权专制主义的产生。应从整个宋代制度的核心层面着手,来探寻宋代东宫制度变化的深意。     

试论《于湖词》在宋朝的传播

宋人词集题跋、词选和词作,传递出词人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宋朝传播的丰富内涵,前两种形式表现出对《于湖词》豪迈雄壮和清旷秀雅词风的认可,而考察宋人词作对于湖词句的化用,我们确定张孝祥乃南宋初期豪放词坛的重要词人,其词对后来的辛派词人或辛派推崇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汉、宋《春秋》学与政治的关系

汉代是《春秋》学形成的时期,主要特点是《春秋》三传先后争立学官,除却今古文学派的学术立场不同之外,从政治层面来看,其本质则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下的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宋代的《春秋》学既有经学哲学化的学术变革的影响,又受到时代政治风云的左右。概言之:北宋王安石变法从新政的角度黜《春秋》而不用,而其他儒者解说《春秋》侧重“尊王攘夷”;南宋特殊的政治局面使得论《春秋》者又侧重“复仇大义”。     

《梧桐雨》《汉宫秋》的“舞台四骂”及其历史警示意义

《梧桐雨》、《汉宫秋》实为中国古典历史兴亡剧的开山之祖,其＂舞台四骂＂总结了历史兴亡的普遍规律,是我们民族一份厚实的总结书,也是留给后人一个沉重的警钟,昭示了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成由勤俭败由奢,大厦倾覆梁先折。这种＂舞台四骂＂的艺术传统多为后世历史兴亡剧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