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朱熹《诗》学研究转变论

朱熹注《诗》凡两易其稿，凡是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称“朱氏曰”，皆其初稿（即前稿），后稿即现在通行的《诗集传》。这里试将朱熹注《诗》的前后稿在诗旨、词语训诂两方面作一比较，并力图挖掘朱熹诗学转变的根源。     

读朱熹《诗集传》

《诗集传》集宋代《诗》学之大成,又多有创新。《诗集传》大胆废除《诗序》,对“六义”作了新的解释;其名物训诂条例完备,对旧注能择善而从,同时也能自作新解;注释中也涉及到一些语法问题;注音以反切和直音为主,但其叶音方法不可取。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论朱熹《诗集传》对《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

在《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博采众长,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明确提出"废《序》言《诗》",主张"以《诗》说《诗》",求《诗经》的"本文本意",为后人从文学地理视域解读《诗经》文本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他抛弃小序和《诗谱》比附政教、以美刺言《诗》的做法,在《诗集传》中用"地域界定+风俗考察"的方法解读《国风》,将地理视角贯穿于对具体诗篇、诗句和词语的理解中,并在《诗集传序》中提出文学与地理之间"物-人心-诗"的关系链条,直接影响了宋末的王应麟.     

《诗》《礼》相解与《诗经》诠释

“《诗》《礼》相解”是王安石提出的重要诗学观念,早已引起学界注意,但对于此观念与王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 ;2、“《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 ;3、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 ;4、《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 ,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文学的超越与迷失--朱熹《诗》学特征简述

朱熹是理学家，又是学家，学，他提出以《诗》言《诗》，而废弃以《序》言《诗》，这是《诗经》学上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是学的超越。但朱熹《诗》学又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

明代晚期,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诗经>经学研究,突然出现危机,而<诗经>之文学研究随之兴起,并出现高潮.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次巨变.本文旨在探讨这次巨变出现的历史过程,探寻<诗经>文学研究的轨迹.并对朱熹、谢枋得、徐常吉等人在其中的贡献作了分析和评价.     

钱锺书对《诗经》训诂学的开拓

钱钟书在《诗经》训诂研究中点燃火炬，开辟新路：突破了“以古证古”的局限，把《诗经》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释义，从而获得更丰富的训诂资源；把《诗经》训诂与美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从而使传统训诂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总结出许多新鲜的训诂理论，为录代《诗经》训诂学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当代训诂学，也利于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与发展。     

论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

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还没有为当下学界所关注。他的这一思想是以周文王为寓托,由天命、天理、民意三位一体的本体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德性论,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大和谐的效用论等共同组成的学术体系。朱熹的王道思想是以天理为本的理本论,本质上不同于先秦百家王道的道本论、法本论、(民)欲本论等。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读朱熹《观书有感》

朱熹《观书有感》一诗,语词浅白,形象自然,是一首凝聚着作者多年读书心得的哲理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巧妙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     

北宋《诗经》研究的新气象

《诗经》研究在北宋时期得到新的发展，欧阳修、刘敞等人不再遵循汉唐《诗》说的旧有模式，他们初步对《诗序》、《毛传》、《郑笺》提出怀疑和批驳，并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而且《诗》解体式繁多，奠定了宋代《诗》说的基本模式。     

朱熹《诗集传》校勘札记六则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和宋代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称《毛诗正义》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诗集传》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洪湛侯《诗经学史》认为《毛诗正义》集汉魏《诗》学之大成,《诗集传》是“诗经宋学”集大成的权成之作：     

关于《诗经》研究的一些浅见－《诗经通译新诠》商兑

黄典诚教授《诗经通译新诠》，在《诗经》的普及与研究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力甚深的新，此本着《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从对《诗经》原的校勘，句读，章句的分析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依据，与黄典诚教授商兑。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