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庄骚并举之意义

韩愈庄骚并举的意义有四:在儒学语境下,庄骚并举,且置庄骚于儒家经典之后,提升了庄骚的地位;启发了后世对庄骚共性的思考,促使人们对庄骚的思想内蕴、艺术精神作深入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庄骚浪漫、谲怪特色形成的原因,并使之得到比较符合儒家理性的解释;激发了后世学者对庄骚接受史的探讨,使庄骚在文学史上的传承线索渐趋明朗。     

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仿骚写作现象,文士们在诗歌命题、句式、词语方面袭取屈骚的体貌,在意象方面青睐"香草美人"和"鬼神",在抒情方面继承多忧善怨的特色,在价值方面延续了屈赋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诗歌创作之所以明显受到屈骚的影响,显著的原因是他们崇拜屈原,皈依屈骚,对屈骚的传承和发展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有意识地继承屈骚的传统和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仿骚写作为诗坛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芳心花梦”的名士风流到“香草美人”的隐喻寄托——论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

探讨了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陈子龙有两个词集：一是《江蓠槛》，一是《湘真阁存稿》。《江蓠槛》写于青年时代，主要歌唱的是春天和爱情，凸现其名士风流，间有英雄迟暮之感。《湘真阁存稿》乃是明清易代之后的作品，自觉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春情绮思中寄托着亡国之恨。从《江蓠槛》到《湘真阁存稿》，一以贯之的是风流婉丽的风格，但后者的审美意趣又有若干演进和突破，词蕴更为绵邈凄恻，包含更丰富的隐喻潜能。     

“诗史”传统与明清之际的“遗民”诗论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诗史"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历史感。在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创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诗史"传统,更推动了"以诗为史"传统在理论上的确立。     

明清之际的“扬丕抑植”现象

由于立嗣之争,曹丕曹植两人虽为兄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相互对立的形象。两人同为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却文风迥异。在文学批评史上常常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丕、植之争由历史上的立嗣斗争延续到了后世各类文学评论之中。明清以前,一直都以"抑丕扬植"的论调占据主要位置,明清之际却开始出现了"扬丕抑植"的不同声音,尤其以王夫之为代表,甚至提出曹丕和曹植之间是"仙凡之隔"。这种"扬丕抑植"现象出现在明清之际,背后是有着多重原因的影响。     

明清之际“私”、“欲”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

明清之际,伴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件的变化,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的"私"、"欲"观念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被赋予了合乎时势进步要求的新意。虽然这次伦理观念变革的潮流并未能触动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催生传统儒学发生适应当时代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转型,但其历史启蒙意义是值得今人关注的。     

辨“骚”之“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新探

“骚”是一种处于“诗”、“赋”之间的诗体。与“经”比较,“骚”体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奇丽”,“奇丽”的本质特性是变易适度性。以“经”为准,“经”、“纬”与“骚”三者之间互动着“正-伪-奇”辩证思维的内在态势。“骚”体的变易适度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船山词的“屈骚”情结

船山一生孤忠爱国,其词嗣响屈原《离骚》,体现出浓厚的“屈骚”情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屈原《离骚》的倾慕;抒发爱国深情,塑造崇高人格;香草美人手法的运用。     

宋词之“言情”与屈骚精神

宋词之"言情",所言之情多是个人化的感情,往往以伤花惜春、相思怨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大量的花草意象、幽独的美人意象、执着无悔的情感追求与屈骚"香草美人"的抒情模式和"九死未悔"的情感品质相契合.深入剖析其中的内涵,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词体的文化传承和美学内蕴.     

明清之际的“风雅正变”之争与陈子龙“怨刺”说辨析

明清之际, 陈子龙倡导的“怨刺”精神不是“温柔敦厚”诗教的对立面, 其实正是先秦两汉以来诗歌“兴观群怨”、“风雅正变”所体现的政教功能的合理组成部分, 不是相互抵牾, 而是对立统一。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明清之际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本文结合前人的论述以及考古发现,确定了烟草传入东北的最早时间为明朝嘉靖年间朝鲜战争时由来自南方的广兵携带传播;论证了烟草传入我国南方的时间和途径,并讨论了烟草的传入对明清之际中国的影响。     

论“清空骚雅”在姜夔词中的呈现

姜夔词被后人称为"白石体",具有"不惟清空,又且骚雅"的艺术特色。其"清空"的审美风格在词中主要表现为意象的清冷及意境的清旷;其"骚雅"的审美风格在词中则主要表现为咏物词皆有所寄托及用事的委婉含蓄。姜夔的"清空骚雅"为宋代词体风格注入新的美学思想,不仅迥异于前人,更对后世词的创作影响深远。     

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兼论吴子良等批评《文选》别“骚”于“赋”之得失

“骚”与“赋”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骚”当合于赋；而严格说来，“骚”自与一般的赋有所不同。吴子良只知屈原作品可以入赋，而不知《楚辞》本身之特异处。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仅一部《楚辞》而得自为一类；从体学的角度看，所谓“骚”域不出《楚辞》。就今存献考察，南朝别“骚”于赋的现象盖仅出现在宋时孔逭与梁代昭明太子分别所编之总集及传为[唐]张绩所补[梁]任昉的《章缘起》内；《心雕龙》至多是准别“骚”于赋。显然，南朝人更多的还是将“骚”纳入赋中的。     

中国明清“南长城”

“边墙”是明清两代对长城的普遍称谓。明代修筑南长城的背景,是在“动分彼此”的情况下,为了消极地对付湘黔川三省边境苗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封固疆围,更有效地做到“来则致截,去则不追”的。清代南长城的修复最先由铜仁的松桃开始。乾嘉苗民起义后,统治者在湘黔边境大修边墙、广设碉卡,企图“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南长城虽然是封建统治者隔绝汉族人民和苗族人民联系的一个硬件设施,同时也是汉族人民和苗族人民源远流长的民族融洽史的一个历史铁证。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楚骚“香草美人”手法在六朝文学中的承传

＂香草美人＂手法是楚骚主要的艺术特征,也是构成楚骚浪漫特色的重要因素。＂香草美人＂手法在六朝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就咏物抒怀、神女、恋情和游仙等几种主要文学题材的巡礼,即可以见出这一表现手法在六朝文学中承传之一斑。作为一种比兴象征手法,香草美人的寓意或显或隐,在楚骚时代如此,在六朝中也不例外。香草美人手法的承传,在推进六朝文学艺术形式美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白石词“清空骚雅”辨说

南宋姜夔在词史上创立了“清空骚雅”新的美学风格。此种美学风格可以辨析为托物喻志之“骚雅”、峭拔冷隽之清劲、野云孤飞之空灵三个层次。白石词最大的改变是在气质方面,即：从北宋歌舞酒宴间之俗而艳,转变为抒写个人怀抱、托物喻志之“骚雅”。至此,歌词已合乎儒家诗教之要求,以下讽上,温柔敦厚,有无限言外喻托之想。姜夔作词亦能融入江西派诗法,以江西诗派清劲瘦硬之健笔,来改造晚唐以来温韦、柳、周靡曼软媚之词,创造出一种清劲、拗折、隽淡、峭拔之境界,为词中所未有者。白石词气质之“骚雅”,品格之“清劲”,都出之以空灵笔法。姜夔化实为虚之“空灵”笔法,大约有三种：其一,用拟人法,移情于景,以自然界无情之物诉说人物之情思。其二,提炼,化解前人诗意,创造全新意境,启发接受者之想象,丰富词作之内涵,古人即为己身。其三,以今追昔,亦今亦昔,虚实相叠,似实而虚,怀古即是叹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