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

作为一种新兴和特殊的战略资源,岸线资源处于大河流域经济带的水陆交互带,承载临岸港口、工业、城镇和湿地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生境,发挥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功能。岸线资源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岸线资源的系统研究和高效管理,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岸线的生物屏障和保育功能遭到破坏,影响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沿岸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阐述了岸线资源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的跟踪研究工作;基于2017—2019年开展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成果,解析了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科学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土壤资源保护

文章从城镇大建设、产业大积聚、交通大发展三方面阐明了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 并分析了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突出的土壤问题——土壤污染和土壤资源损失及退化问题, 结合对土壤资源保护内涵的界定, 从保护手段系统化、保护主体多样化、保护过程环节的全面化和保护类型渠道的综合化四个维度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土壤资源保护策略, 即以"分区、分级、分类、分期"理念为指导, 通过政府、公众和企业等保护主体, 从源头、过程和末端等过程环节, 采用法规法律、政策、管理、监测和工程技术等保护措施和调控手段来保护土壤资源。     

长江经济带湖泊环境演变与保护、治理建议

长江经济带湖泊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西南横断山区和东部江淮流域洪泛平原区。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湖泊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改善长江经济带湖泊水环境,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缺乏长期监测数据的情况下,过去湖泊环境变化的研究可为当前的保护与治理提供历史借鉴。文章剖析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湖群的环境问题,总结出我国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地湖泊水质环境明显好于低海拔的断陷湖泊,江淮地区浅水湖泊水环境质量总体比西南地区的更差;通过沉积记录的多指标研究,从长期演化的角度,重点揭示了长江经济带东、西部两个区域不同类型湖泊过去百年来环境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气候、水文和营养变化的响应机理;查明了近年来湖泊生态系统退化原因;讨论了古湖沼研究在生态系统修复参考目标设定、治理效果评估、水生植被恢复过程中群落结构优化、生态系统临界转换预警、生态安全评估等方面的应用价值。最后,针对不同区域湖泊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及治理对策。     

构建长江开发与保护的和谐关系

本文阐述了开发长江水资源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分析了目前水资源开发 所暴露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论述了构建长江水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和谐关系的紧迫性,并 进一步剖析了开发长江水资源与保护长江生态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协调长江水资 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初步设想与理论构架。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保护"费改税"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策略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成本、企业合法排污所增加的收益和企业违法排污遭受的处罚等因素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实行最严格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旅游收入作为工具变量处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考察了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会诱发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波动,但其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间接补偿效应;环境规制对传统产业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非传统产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力存在地域异质性,对长江中、上游的影响显著高于下游。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

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STIRPA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判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管制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能提升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滞后两...     

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与比较

在分析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边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绿色发展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绿色支撑力三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2012-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相对优劣排序。结果表明,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上游以及中游地区。根据各地区发展的相对协调性,将其划分为协调发展型、相对失调型以及低水平滞后型,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环境生产率测度、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环境生产率,作为衡量旅游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指标,表征旅游活动环境影响减量化和旅游投入产出最大化.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借助EBM模型与GML指数相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判读、剖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环境生产率(ETFP)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     

长江保护与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过去50年,长江保护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流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布局不合理,流域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显现以及水资源、水灾害、水污染和水生态等四大水问题的困扰。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创新流域管理体制与机制,是维护长江人水和谐的关键举措。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优化策略初探

城市协同发展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齐普夫(Zipf)规模位序分析等定量方法,对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文章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呈现上海"龙头"地位显著、城市之间差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鲜明、不同领域关系复杂等特征。为提升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应重点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发展双向"创新飞地"、重视多领域协同互动,推动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推进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长江上游地区分别占据长江经济带面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4%、33.2%和23.3%,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程度关乎长江经济带相关国家战略目标的成败。文章通过上游地区在维系长江生命线、保障战略资源供给、筑守生态基底、强化空间联系、拓宽内陆市场等方面的角色分析,总结了其面临的传统路径依赖、城市结构极化、区域经济断陷、绿色资本转换低的突出挑战。比较了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中下游地区的落差。针对长江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情势,提出了从功能到治理,建立新时代国土空间多元适应体系;从中心到边缘,缩小城镇体系首尾级差的剧烈分化;从区域到县域,填充成渝经济圈西南向生产力塌陷;从平原到山区,锻造生态成色分区分级的经济门类;从主干到支流,铺设经济带高质发展的支干协同道路等战略思路,进而推进长江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脉络与若干科技支撑问题探究

鉴于社会各界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仍存在一些模糊的、片面的认识,文章提供一个框架式的分析思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演变历史与政策脉络进行初步梳理,以便从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角度来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同时,文章也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的若干科技支撑问题进行要点提醒,以期引起科技界高度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创新实践。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及驱动因子时空非平稳性

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的关键锚点。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2011—2020年能源生态效率演化特征、空间纹理和时空非平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先后经历“振荡期”与“提升期”两个阶段,并呈现自下游到上游再到中游依次递减的“梯度发展”特征;②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明显的高低分区,高值区主要沿江分布,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扩散”;③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空间关联性明显,集聚效应从研究期初的H-H和L-L集聚向H-H和L-H集聚转变;④GTWR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在研究初期表现为促进,后期抑制能源生态效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对能源生态效率的驱动效果较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抑制作用较严重;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提升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应针上中下游地区特点分级分类施策,注重发挥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特点,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体系。